张洁 | 在场与超越：梁平诗歌的现实根系及精神图式

　　梁平在四十年的诗歌创作历程中，其诗歌创作手法和诗歌风格持续性发生变化，但是在创作过程中对现实向度的关注从未发生变化。梁平一向关注客观世界的变化，他说：“现实对于一个作家、一个诗人而言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符号，而应该是作家、诗人的高度自觉，应该把抒写现实视作为这个时代留下文学记忆的己任。”^[1]如何处理好现实与自我之间的矛盾是每作家、诗人必须面对的问题，这里的现实是创作主体下场，用绵密的心灵捕捉周遭世界的真实，给予创作主体充分的客观。梁平在四十年的诗歌创作历程中，不断打破多次重构的内核，试图在现实与主体之间搭建一条微妙的输血管。回顾梁平的创作生涯，不难发现他对现实抒写的阶段性变化，20世纪80年代，凭借热血和灵气的青春激情走向诗坛，再后来的诗集《家谱》则是向着纵深处探索，以一把时间之钥将空间层层剥开，表达生命的本能冲动。长诗《三十年河东》以诗性话语构建起中国改革开放全景式的描写。近年来，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和诗歌创作的不断精进，他的诗歌更多是面向自我，在宏大的天地之间找寻一份心安，诗集《一蓑烟雨》的出版不仅指向巴蜀两地地理、风物和现实空间，更多的是诗人关于人生行旅的经验。更为特别的是，这部诗集还折射出了其诗歌的记录性，表达了对苍生万物、历史和现实的关切，实现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三种美学范畴的有机融合 。

一、一个现实主义诗人的生命书写

　　梁平作为一位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诗人，其“现实主义诗人”的标签向当代诗坛宣告着他的诗学精神，于梁平而言，他的现实主义宏大之际可察乾坤万象，幽微之处可至生命内核最幽隐的角落，梁平拒绝词语的泛滥推动，也反对规避情感，反对脱离理性与适度原则的抒发，通过对历史的深邃思考与追问，与其他现实主义诗人不同的是，梁平的现实抒写带着一颗悲悯之心的谛视，在平淡的叙述中透射出浓烈的人文情怀和人性的温度，呈现出本真的生命形态，从而直抵人性深处的情感。

　　作为中国诗坛宿将，梁平在四十多年的创作谱系中呈现出鲜明的诗学建构意识，其诗集《时间笔记》的扉页自述写道：“写诗四十年，唯一想做的事就是，拒绝肤浅和妖艳，把诗写进骨子里。”写有骨质的诗歌，做有态度的诗人，梁平的诗歌打捞起浮在岁月上的油层，抽取诗歌的精髓。俄国诗人勃洛克说，诗人的职责要求诗人的第一件事，就是揭开表面的覆盖，开掘深处的精神，诗人必须抛弃世俗世界的一切羁绊。这正是梁平所追求的以裸骨作为自己的盾护。此外，梁平的诗歌钟情于地理、人文和历史的书写，从城市空间、街道肌理中提取叙事元素，并升华为诗性艺术表达，从而建构出独具特色的诗歌地理图景。诗集《一蓑烟雨》延续了这一创作路径，这部诗集，以长诗《水经新注：嘉陵江》起势，至《蜀道辞》结束，通过抒写诗人居住的巴蜀大地为地理点位，确立诗性基调。诗集名为“一蓑烟雨”，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苏轼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诗歌中不涉及生命的来处与归途，而是对生命这一动态过程的气度、格局的全局呈现。四季轮回、斗转星移的生命流程早已外化为一件古朴的蓑衣，主动历经生命淬炼与诗歌锤炼，让诗人的内心深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梁平：《阅读的姿势——当代诗歌批评札记》，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

　　诗歌本该属于一种非日常生活的语言形式，但由于诗歌来源于日常生活，因而诗歌与日常生活又保持着严密的联系，表现日常生活就逐渐成为诗歌的应有之意。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趋于转型，经济建设逐步确立主导地位，到80年代中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然取得一定成效，由此推动社会世俗化进程加快，这带来两个结果：第一，日常生活的关注焦点从政治领域转向个体生活;第二，对个体日常生活的关注度显著提高。有人甚至认为“不少标记‘现实主义’的作品，只能算作 是‘现时主义’。…… ‘现实主义’需要一种精神，‘现时主义’强调某种情绪”^[2]。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现实主义诗歌是崇尚理想的。将注意力聚焦于日常生活的细节和现实生活，固然能够彰显出现实主义诗歌的广阔天地。但是矛盾总是具有两面性，如果诗人过分关注现实，必然会亲手折断想象的翅膀，导致想象力匮乏，终将面临美感消散的境地。实际上，真正的现实主义诗歌并不是给日常生活简单加上诗歌语言，也非将日常生活作为诗歌的一切。对于现实主义诗人而言，要不屈不挠地面对现实，尤其是在混乱无序的局面中体察出被遮蔽的真实。而一直以现实主义身份活跃在当代诗坛的梁平，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摇摆，最终找到了一个锚点，用“向上”的诗歌和现实世界进行沟通，引发对宇宙、生命终极问题的反思。

　　弗洛伊德认为个体要维持生存，就要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自我遵从现实，即实利原则。诗人在建构主体性的过程中，虽然受现实原则规约，却始终保持着对快乐的潜在追寻，这种张力导致本我的真性需求阶段性延迟，在面临的现实制约时，诗人未必可以超越常人，但特有的审美知觉系统与精神向度，使其对生存困境具有超越常人的敏感性。这种悖论性体验揭示出艺术创造者在解蔽世界真相的同时，通过强化主体感知锐度，也加剧了存在之痛，形成诗性认知与生命实相之间的循环。《过敏原》:

　　半夜皮肤过敏，
　　眼睛睁不开，在痒处抓挠，
　　越抓越痒，由点及面，平滑的手臂上，
　　触摸到密密麻麻的碉堡。
　　想起昨晚睡前爱看的战争片，
　　那些失守的阵地，弹坑、掩体，
　　以及横陈的凌乱。

　　我被迫翻身下床，
　　极力保持情绪的稳定，
　　常备药箱里找出醋酸地塞米松，
　　涂抹左臂，找出地奈德乳膏，
　　涂抹右臂，我无法确定自己的过敏原，
　　翻箱倒柜把所有可以抵抗的家当，
　　全部用上。痒，继续痒。

　　有点生不如死了，窗外的黑，
　　制造了满世界的沦陷。
　　皮肤上的战线弥漫至胸膛，
　　我在沙发上看见了路易斯· 辛普森
　　看见他的胃，正在“消化橡皮、
　　煤、铀、月亮和诗”,
　　我羞愧于我的自怜自爱。

　　我忘了夜幕放大的恐惧，
　　在镜子前端正衣冠。
　　大义凌然地出门、下楼、发动汽车，
　　从致民路安顺桥横渡府南河，
　　我不是去医院，而是漫无目的的，
　　想随机遇见我的过敏原，
　　一个红灯，或者一颗子弹。

　　梁平曾经说过：“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特征、特质和精神，时代的现实生活就是历史的背景、社会风貌、生活百态、人生况味，诗歌创作不能一味自我怨艾地浅唱低吟，不能一味沉溺于文字游戏，要给诗歌强身健体。”诗歌《过敏原》在某种程度上既是诗人对现实的审视，也是对自我的审视，梁平有分寸地在诗歌中植入自我意识，然后迅速将诗歌的点位扩大，由手臂扩大到整个战场，用普通的生活体验来接洽现实生活的混乱、荒诞、无序。在诗歌结尾诗人向外探求自己的过敏原，再经内化，成为精神锚点。海德格尔曾说：“诗人的天职就是返乡。”当然，除了空间意义上的故乡，还有对自己心灵故乡的确认。诗人也只有不断地追随内心的声音，精神和肉体才能融为一体。艾略特提出过“客观对应物”来表现非个人化情感。“所谓‘客观对应物’就是能够在读者心中唤起共同情感的载体，诗人通过客观场面、情景、事件、对话等传递出感情信息。”^[3]
 

二、视角转化与内心的审视

　　梁平的诗学实践呈现出显著的现象学特征，是诗人主体经验在时空维度上的具象化，这种叙事策略的转型在《一蓑烟雨》中达到新的阐释维度——诗人通过建立“城市-身体”的隐喻系统，使宏大的历史时空与微观的生命体验形成镜像互文，在文学地理学的空间编码中完成了主体性的诗学重构。梁平以诗人之眼还原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并在对问题的还原中审视自我。审视自我即自省，是汉语诗歌的传统功用之一。中国的诗歌艺术体系实际上是一个二元互补的形态结构，而非一元化系统，“一偏于外向，另一则偏于内向和自省”^[4]。这种审视不同于西方诗歌中忏悔式的审视，诗人的自我审视更像是一种自我彰显，拷问生活，使平凡的生活不同于流俗的创作动力与机制。

　　拉康将一切混淆了现实与想象的情景都称为镜像体验^[5]。镜像体验正是人不断发现自我、深入自我的一个过程。人对自我的认知过程来源于两个方面，后来拉康曾将这一过程指认为“双重镜像”：一是对自己肉体统一性的想象认同;二是从他者那获得的自我认同^[6]。自我认识总是需要借助于他者经验的投射，是在与他者的互动中被构建的，自我即他者。《我的肉身里住着孙悟空》:

　　我肉身里住着孙悟空，
　　迷迷糊糊我进入自己身体，
　　从哪里进入不得而知，
　　但我知道自上而下，有坠落感。
　　与大圣相遇的时候，
　　没有妖精和妖怪。
　　五脏六腑犬牙交错，无休止的博弈和厮杀，
　　并不影响我面对世界的表情，
　　真诚、温和而慈祥。
　　我清点内部历经的劫数，
　　向每一处伤痛致敬。
　　我和悟空相见恨晚，
　　一个眼神就可以托付终生。
　　从胸腔到腹腔相伴而行。
　　胆囊的结石在火眼金睛照耀下，
　　正在生成舍利子。
　　悟空说，妥妥的，
　　比我师傅的肉肉更金贵。
　　肠道里巡游十万八千里以后，
　　分不清我和悟空，究竟谁是谁?
　　看见自己手执金箍棒，
　　站在身体之外， 一路昂扬。
　　天地之间有祥云驾到，流金四溢，
　　额头上的时间，年月日不详。

　　诗歌表现出了诗人深层次的自我表征。在中国神话谱系学视域下，孙悟空形象是具有范式意义的文化原型。其“闯地府-闹天宫”的叙事母题，本质上是东方文化场域中反规训机制的显现，形成了挑战权威的颠覆性符号。在当代诗歌的转义系统中，这个文化符码经历了现象学的祛魅与重构——诗人通过激活其原型意象潜能，将其转化为精神分析视域下的主体镜像。实现了从传统神话英雄到现代性主体的符号转换，斗战胜佛的七十二变不再指向物理空间的突破，而演变为诗性主体对意识层级的工具。在拉康“镜像阶段”理论意义上，建构起兼具文化记忆与个体经验的双重自我，最终在“反叛-重构”的辩证中，完成了对当代主体性困境的诗学救赎。真实地袒露出一个“坐看云起时”，但是内心深处依旧桀骜不驯的形象。在诗歌最后，诗人彻底将社会赋予耳顺之年应有的样子抛掷云端，做无拘无束的自然人。《我经常做重复的梦》中写道：“这与我日常的慈祥相悖/与我周边的云淡风轻/构成两个世界/我怀疑梦里的另一个我/才是真实的我。”这两首诗，都写到“我”与“另一个我”，或者“我”是住在“我”肉身里的孙悟空，“我面对世界的表情”与“城市面膜”，形成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举，或者“我”的世界的内外两面。“我”要安置肉身，而“我”身体里的孙悟空又站到“我”的“身体之外”，给我佛眼顿悟。当肉身的局限“胆囊的结石”，生成佛家的“舍利子”，“我”的出世与入世便浑然一体，这是一个诗人人格内部的生态平衡，也是诗与人之间的跷跷板式的平衡。梁平对自我矛盾的持续勘探，其珍贵性不仅在于呈现了现代性主体的破碎本质，更在于通过语言炼金术，将这种破碎性转化为对抗虚无的认知图式，最终在阿甘本所谓的“来临中的共同体”的想象中，实现了诗性救赎的可能。《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

　　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
　　所以面对你就是一个问题。
　　你的名字和根底，你的小道具，
　　比熟悉的我自己，更明了。
　　你是不是你不重要，
　　你在和不在也不重要。
　　镜子面前我看不见自己，
　　别人的眼睛里我看不见自己，
　　我是我自己的错觉。
　　跟自己一天比一天多了隔阂，
　　跟自己一次又一次发生冲突。
　　我需要从另一个方向，
　　找回自己 ……

　　梁平把“我”与“另一个我”的互逆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是我自己的错觉/跟自己一天比一天多了隔阂/跟自己一次又一次发生冲突/我需要从另一个方向/找回自己，比如不省人事的酒醉/比如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清醒时的诗人拼力拖住“不省人事的酒醉”与“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时的自我，如同拖住一辆战车，阻止其陷入自我的敌阵。这两个“我”，有多么放肆，就有多么辛苦。然而最终，他还是能把互逆与互补相结合：所谓胸怀，就是放得下鲜花，拿得起满世界的荆棘。只有内省而没有平衡，诗人就很难完成自救，就注定是一个痛苦的人，所幸梁平把二者调适得很好。所以，梁平始终保持着双重的生活轨迹：一面扎根日常，一面潜入灵魂深处创作。这种看似矛盾的状态，恰恰让他找到了诗歌与世界对话的独特方式。当现实的压力与内心的撕裂成为创作的养分，诗歌又反过来为他打开新的生命维度——就像种子在裂缝中发芽，痛苦最终生长出更辽阔的风景。所以，他笔下的“我”与 “你”，像是照进内心的两面镜子，映照出我们身上都存在的不同面孔。写诗的过程，仿佛一场自我诊疗，有时成为解剖台上被观察的标本，有时化身手持柳叶刀的医生，在文字里完成对灵魂的拆解与重组。这种坦诚的自我对话，让他的诗句如同通往人心的隧道，那些欲言又止的隐痛、忽明忽暗的念想，都被他写成了透明的诗句。

梁平：《时间笔记》，花城出版社，2020年
 

　　更珍贵的是，梁平的诗歌逐渐走出“自我”的窄门。当他在街头向陌生人微笑，俯身与一片落叶交谈，这些细微的举动折射出对世界认知的蜕变。不再居高临下地评判或仰望歌颂，而是以平视的姿态重建与万物的联系。就像把自我揉碎了撒进人间烟火，反而在草木虫鱼、市井声响中认出了更完整的自己。随着年岁渐长，他的诗却愈发清澈见底。那些曾经翻涌的激流沉淀为深潭，表面的平静下藏着更丰富的生命倒影。这或许就是时间赠予诗人的礼物，当放下刻意雕琢的技法，最本真的感受反而能穿越语言的屏障，在读者心间长出新的根系。他的写作轨迹印证着，真诚面对自我的勇气，终将通向更广阔的生命理解——不是站在山顶俯瞰人间，而是把自己变成河流，带着所有明亮与浑浊，流向与万物共鸣的远方。诗人保持着原有的生活方式，却在灵魂深处开辟出隐秘的创作空间，以超越性的视角审视诗歌与世界的关联，会发现源自现实的痛感与精神世界的裂隙，似深埋地下的矿脉，在诗人的笔端转化为璀璨的创作能量。这种双向的精神滋养构成了奇妙的共生关系：现实的棱角磨砺着诗性锋芒，而诗歌又反哺着诗人对生命的认知维度。对崭新自我的渴求本质上是对存在坐标的重新定位。诗人突破非黑即白的认知窠臼，不再以对抗者或歌者的单一姿态面对世界，而是在动态平衡中织就多维度的心灵图谱。这种蜕变让生命体验呈现出光谱般的丰富性——当批判的锋芒转化为理解的温度，赞颂的激情升华为对话的智慧时，诗性思维便架起了连接万物的虹桥。
 

三、兴会神到，合理发生的诗歌语言

　　梁平的诗歌始终紧贴着生活的温度写作，像街巷里的说书人，用最寻常的烟火气敲击读者的心门。他笔下的菜场吆喝、邻里闲谈、旧巷斑驳，都在悄悄完成一场“祛魅”的革命——那些被宏大叙事镶了金边的诗意，在他这里褪去华服，露出了生活粗粝而真实的掌纹。这不是对诗意的背叛，而是让诗歌重新扎根在普通人脚踩的土地上，当历史洪流化作母亲衣襟上的饭粒，那些曾被忽略的生命褶皱里，反而升腾起更动人的光晕。

　　他的语言没有炫目的修辞涟漪，但若静心细品，会发现每个字都在暗中织网：这种“大巧若拙”的文字功夫，如同高手打太极——表面松垮的日常对话里，暗涌着反讽的潜流与隐喻的漩涡。这种浅白中的深意恰恰构成了他独特的诗学密码：当诗歌不再端着架子说漂亮话，那些被精致语言过滤掉的真实心跳，反而获得了更强劲的穿透力。像用手掌摩挲老树斑驳的树皮，粗粝的触感里，能摸到整片森林的年轮。比如《我被我自己掩盖》:

　　我被一本书掩盖，
　　文字长出的藤蔓相互纠缠，
　　从头到尾都是死结，身体已经虚脱。
　　我被一个梦掩盖，
　　断片与连环铺开的情节清晰，
　　梅花落了，枝头的雪压哑了风的呼啸。
　　我被一句话掩盖，
　　舞台与世界的悬浮幻影，
　　喜鹊飞过头顶，窗台停靠一只乌鸦。
　　我被我自己掩盖，
　　草堂的荒草爬满额头，
　　碑林之间，只看见天空的背面。

　　诗歌，是语言的精炼，是情感的浓缩，用最简洁的方式，承载着深邃的内涵。《我被我自己掩盖》这首诗，以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展现了诗人对于语言、梦境、现实与自我认知的深刻洞察。诗的开篇，“我被一本书掩盖，/文字长出的藤蔓相互纠缠，/从头到尾都是死结，身体已经虚脱。”这不仅是对阅读体验的描绘，更是对语言本身力量的揭示。文字，如同藤蔓，既有生长的力量，也有束缚的可能。它既可滋养灵魂，也能缠绕心绪，使人在其构建的世界中迷失，体验到一种既充实又疲惫的复杂情感。这里的“死结”，象征着语言的复杂性和解读的难度，也反映了人在面对浩瀚知识海洋时的无力感。“我被一个梦掩盖/断片与连环铺开的情节清晰/梅花落了，枝头的雪压哑了风的呼啸。”梦，是心灵的投影，是现实与想象的交界。诗人通过“断片与连环”的对比，展现了梦境的非线性特征，以及其内在的逻辑性。梅花的凋零与雪的重压，不仅是自然景观的描绘，更是情感状态的象征，暗示了内心世界的脆弱与压抑。“我被一句话掩盖/舞台与世界的悬浮幻影/喜鹊飞过头顶，窗台停靠一只乌鸦。”这句话，是对语言力量的再次强调。它如同舞台 上的灯光，照亮了一部分现实，却也遮蔽了另一部分。喜鹊与乌鸦的对比，寓意着希望与现实的矛盾，反映了诗人对社会、人生哲理的深刻思考。荒草与碑林，既是自然环境的描绘，也是诗人内心世界的象征。这里的“天空的背面”，是诗人对未知的渴望与探索，以及对自我存在的深度反思。展现了诗人对于阅读、梦境、语言，以及自我认知的多维思考。它不仅是对个人内心世界的探索，也是对人类普遍情感与哲学命题的深刻反映。诗歌的语言美学，在于它能够以最简约的方式，传达最丰富的情感与最深刻的哲理，而这首诗，无疑是这一美学的生动体现。

　　中国新诗的发展谱系中，梁平以其独特的诗学实践开辟出第三条修辞路径。既规避古典诗词以比喻、用典为核心的婉约表达系统，又突破朦胧诗派倚重象征、隐喻的现代主义诗学范式。这种自觉的断裂意识，驱动诗人在修辞策略与语言形态层面展开深层的诗学革新。相较于古典诗词“曲径通幽”的意境营造传统，梁平刻意消解了文本的确定性指向。通过反讽这一核心修辞装置的创造性运用，诗人构建起充满张力的语义场域，表层语义与深层意指的悖反，日常话语与诗性言说的错位，在解构传统抒情模式的同时，重构了现代诗歌的批判维度。这种修辞选择本质上是对定型化诗歌话语系统的突围，将原本封闭的审美空间转化为具有当代特质的思辨场域。

梁平：《一蓑烟雨》，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
 

　　日常生存的琐碎细节、城市文明的物质符号、消费时代的文化碎片，经过诗性转化后成为承载存在之思的独特意象。通过语义的自我消解与价值的悬置判断，诗歌文本获得了多维阐释空间。表层看似戏谑的调侃，深层却蛰伏着对现代人生存境遇的冷峻审视。这种修辞的智性化转向，使诗歌超越传统的情感宣泄功能，转而成为解剖时代精神症候的理性装置。当反讽穿透日常生活的表象，那些被常规修辞遮蔽的存在本相便得以显影。这种诗学实验的价值，在于其开创了当代汉语诗歌新的可能性，不仅完成了对双重诗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更重要的是为当代汉语诗的演进提供了新的修辞范式与认知维度。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场中，这种诗学选择彰显出当代诗人重建诗歌本体价值的自觉意识。《盲点》:

　　面对万紫千红，
　　找不到我的那款颜色。
　　身份很多，只留下一张身份证。
　　阅人无数，有瓜葛没瓜葛，
　　男人女人或者不男不女的人，
　　只能读一个脸谱。
　　我对自己的盲点不以为耻，
　　是非、曲直与黑白面前，
　　我行我素，不裁判。
　　我知道自己还藏有一颗子弹，
　　担心哪天子弹出膛，伤及无辜。
　　所以我对盲点精心呵护，
　　眼不见为净，清洁自己。
　　我把盲点绣成一朵花，人见人爱，
　　让世间所有的子弹生锈，
　　成为哑子。

　　这首充满现代性反思的锐利诗篇，以冷峭的隐喻剖开了消费时代的生存困境。“万紫千红”的繁华图景暗合“超真实”景观，当物质丰裕的调色盘铺展成炫目光谱，个体却沦为色谱中游移的虚影——这种存在性焦虑永远无法企及的理想自我，在符号化社会里演变为更荒诞的悖论，越是琳琅满目的自由选择，越凸显出精神坐标的虚空。诗中“身份”的二重奏更构成精妙的反讽变奏。手术刀般的意象解构了现代性承诺的谎言，那些被物欲编码的“万紫千红”不过是控制社会里流动的符码，而蜷缩在身份证背后颤抖的灵魂，正在成为全景敞视监狱里自我规训的囚徒。这种后现代生存图景的黑色幽默，在诗句的裂隙中生长出思想的锋芒，随后，“阅人无数，有瓜葛没瓜葛/男人女人或者不男不女的人/只能读一个脸谱”。诗人通过对社会关系的描绘，讽刺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表象化交往和身份的模糊性。在这里，“脸谱”成为讽刺的载体，它象征着社会对个体的刻板印象和标签化处理，反映了社会关系的表面化和个体身份的复杂性。接着，“我对自己的盲点不以为耻/是非、曲直与黑白面前/我行我素，不裁判。”诗人以自我反思的方式，讽刺了现代社会中个体的盲目自信和道德相对主义。这里的“盲点”，既是对自己认知局限的自嘲，也是对社会普遍存在的道德模糊性的讽刺。“我知道自己还藏有一颗子弹，/担心哪天子弹出膛，伤及无辜。/所以我对盲点精心呵护，/眼不见为净，清洁自己。/我把盲点绣成一朵花，人见人爱，/让世间所有的子弹生锈，/成为哑子。”诗人以“子弹”和“花”的比喻，巧妙地讽刺了现代社会中暴力与和平、破坏与创造的对立统一。“子弹”，象征着社会的暴力倾向和破坏力，而“花”则象征着个体的创造性和和平力量。将“盲点”绣成“花”的行为，讽刺个体在面对社会暴力和破坏时的逃避心态，同时也表达了对和平与创造的向往。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个体身份的模糊、社会关系的表面化、道德相对主义的盛行，以及暴力与和平的对立统一，也反映了诗人对现代社会的深刻思考和对人性的独到洞察。
 

结语

　　梁平，作为中国当代诗坛的重要坐标，以其独特的诗学建构完成了从巴蜀地域诗人到汉语诗歌版图重要标识的艺术蜕变。其以显微镜式的日常观察解构生活肌理，将市井百态转化为诗意的晶体。从火锅店升腾的热气到茶馆里的方言褶皱，这些具象符号经由隐喻转换，最终指向对生命本质与宇宙奥秘的终极追问，形成了“现实-历史-哲学”的三重叙事空间。其既有对巴蜀土地的赤诚咏叹，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冷峻审视;既饱含对弱势群体的悲悯凝视，又迸发着解构权威的智性锋芒。这种情绪织体，恰恰构成了现代性体验的完整光谱，既保持抒情本体的纯粹性，又巧妙嵌入叙事元素，在语言的炼金术中完成对诗歌本体和现实生活的哲学思考。

　　本文原载于《大西南文学论坛》2025年春季号·总第九辑　　

　　注释

　　[1]梁平：《阅读的姿势——当代诗歌批评札记》,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 第22页。
　　[2]刘醒龙：《现实主义与“现时主义”》,《上海文学》1997年第1期，第78—79页。
　　[3]王青：《诗人的自觉与独立——兼谈艾略特、奥登对穆旦诗歌的影响》,《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81页。
　　[4]王小舒：《中国古典诗学的二元体系》,《文艺研究》2002年第5期，第35页。
　　[5]郭玮：《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对电影批评的启发》,《文艺生活》2017年第10 期，第107页。
　　[6]参见张一兵：《从自恋到畸镜之恋——拉康镜像理论解读》,《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14页。

　　作者简介：张洁，《诗人名典》副总编，青年诗评家。诗文散见于《中国艺术报》《文学川军》《北诗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