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之渡与大河之光

　　中原文化悠久厚重，源远流长，是华夏文明的主根主干，在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中曾经发挥过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而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中，“中原作家群”的兴起与壮大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其中，诗歌与诗人始终是一股活跃的力量。作为《大河》诗刊主编，高旭旺先生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原诗坛的核心领军人物之一。
　　
　　一、地理与诗意：故乡的全新解构

　　在高旭旺的诗歌世界里，黄河绝非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更是承载生命温度的精神象征。诗人的故乡河南三门峡，得益于黄河水系的滋养，养孕了一代代中原人。大灶烧出的米饭最香，小锅蒸出的土酒最醇。那是一种朴实而暖心的味道，氤氲着旧时光的芬芳。
　　在鸿篇巨制《河之书》里，黄河的意象被诗人赋予了史诗般的雄浑气象。诗人选取《诗经·关雎》里的诗句作为引子，这一文学选择绝非随意为之。作者一定深知，作为典型的兴象运用，《诗经·关雎》蕴含着上古时期婚姻习俗与祭祀礼仪的双重文化密码。诗歌的第一节写道：
　　立春那天，你曾经
　　漫步在风口，曾经
　　到风铃晃动的河边
　　徘徊。守候。期待
　　听一种浪涛，冲击
　　暗礁的声响
　　或者叫语言。还有
　　词与词根盘结
　　发出的尖叫。这时
　　萌动的青草之色，蔓延
　　疯长。任意放大
　　甚至。深藏
　　在你炯炯的目光里
　　
　　黄河的形成演化历史悠久，不同河段形成的年代不同，不同地貌上展现出不同的姿态。她流经的每一片土地，都留下了丰富璀璨的文化。因此，在诗人的眼里，黄河不仅是一条自然之河，更是人文的大河、诗意的母亲河。
　　轱辘与它打了一辈子
　　交道最后，还是
　　被水渴死
　　
　　它，站在
　　村口的槐树下
　　晒太阳
　　
　　它，老了
　　雪，却落在
　　打结的井绳上
　　
　　水井在诗人的故乡，想必随处可见，在一定意义上，有“井”就有“家”。这篇名为《井》短诗，将故乡这一地理坐标融入文学叙事与思考，并将承载着中华文明深厚历史精神的记忆载体“井”，升华为生命修行的象征体系，让客观物象赋予深层意蕴，使“借物抒怀”这一古老传统在当下得到重新发掘与创新演绎。
　　著名诗人、文艺评论家叶延滨说：“高旭旺充满哲理的小诗，是从他的生活中来，是他生命体验的结晶，也是他用热情之火炼出的语言的黄金。他十分擅长抓住生活中看似普通的人们熟视无睹的事物，赋予其更为丰富的内涵，创造出寓意深厚、令人寻味的意象。”这无疑是对《村上剪纸》的深刻诠释：“ 剪纸，走进村子的内心/门和窗棂上的蜂蝶。飞来飞去/神秘，出彩/奶奶的剪刀/母亲的指尖/折叠。雕刻/还原，一张张草纸的走向//窗花。门神。年画/时光的碎片，不停地/梳理村子的纹理/剪鸟，鸟鸣/剪蝶，蝶舞/剪牛，牛肥/剪羊，羊壮//这是奶奶指尖上的恩养/这是母亲剪刀下的教诲//剪纸，村上人说/是生命的一种粮食/日子久了，常常/在咳嗽与唠叨的缝隙里/发芽，开花，结果/剪纸，比村子老/约500年。高龄/高过屋檐，高过炊烟/高过拆迁。甚至/高过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类似诗篇还有《家乡的蝴蝶》《它倒下，成了一地碎玻璃》《我捡到了一根针》等。
　　诗人对乡土文化进行了长达四十余年的富有诗意的发掘，与莫言《红高粱家族》里将民俗典礼进行文学化演绎，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均是在当代文化背景下，对仪式感美学展开的创新性探索与地理故乡的全新诗意解构。
　　
　　二、禅意与诗艺：生命本真的瞬间捕捉

　　高旭旺在其理论文章《禅与诗的生命力》中说：“禅是诗的生命力量，诗是禅的艺术再现。”诗学观念在其创作中体现为对事物本真的瞬间捕捉。
　　《守墓人——给杜甫的守墓人》堪称典范：“他守墓六十年，割草六十年/没儿没女。/孤零零地从黑发到白发/又从白发到无发…/坟头是他唯一的家底和亲人……”面对时间的无情流逝，诗人在诗的起头却似乎在平静地叙述这一过程；紧接着，是急风骤雨般的情感爆发：“我上去，紧紧地抱住了他/像抱住了我失散多年的父亲”。令人过目难忘的，还有守墓人手中的镰刀：“过旧，斑驳/但，刀亮，刃锋”，这个细节令人想起庄子“庖丁解牛”的故事——既避开矛盾、又保全天性，充满处世智慧与生存哲学。“镰刀”在此成为修行的媒介，劳动也升华为生命的一种仪式。
　　在哲理诗的创作中，高旭旺展现出惊人的凝练能力。短诗《致妻子》，诗人仅用十八字，便构建出婚姻的辩证法则：“我是您的病/您是我的药//需要愈/不需要痊愈”。这与苏轼“因病得闲殊不恶”的东方智慧一脉相承，细细品读，极其震撼。而在《向日葵》中，“成熟了/低下头/默默的祈祷”的意象转化，既符合向日葵的生长规律，又隐含谦卑的生命态度——顺应流年，坦然面对。
　　诗人对禅意与诗艺本真的瞬间捕捉，可谓登峰造极。《病房里的鲜花》：“病人活着/想要白花/不要红花//病人死了/想要红花/不要白花”。通过花色的转换，揭示生死悖论。颜色在此成为生命状态的隐喻系统，与杜甫“感时花溅泪”的移情手法相比，高旭旺的叙述更显冷静克制，却在反差中产生更强的审美张力。
　　对于此，中国当代著名诗人、评论家屠岸如是评价：“这些诗句，是不是那么透明，有如晨曦，有如滴翠，有如鸟鸣，有如窗棂上的雨珠？是，自然还有一种感觉:这些句子更像阳光下的金子。诗人高旭旺写诗的步履，或者说，他的诗歌意象的创作历程，我感到，就是从平凡生活的沙土中筛选出一粒粒闪闪发光的金子的进程。这是一种何等可贵的收获！”
　　
　　三、寻找与创新：语言本体的超时空表达

　　《四书·大学》里说：“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说的是要深究事物的原理，方能获得新的知识。高旭旺在诗中不止于观察，更致力于“格物”，即深度叩问并细细拆解事物背后的情感逻辑与生命哲学。
　　诗人往往通过空格、句点与意象的设立，有意造成阅读的停顿，创造出类似书法“飞白”的审美效果。他擅于将表面互不相关而内里存在联系、冲突和对立的文体形式，转化为叙事主题；反之亦然。对诗歌语言的这一视觉性开发，既传承了古典诗歌“句读”的智慧，又融入了现代主义的超时空意识。
　　在《风的挽留》中，诗人写道：“我会用一生去挽留风速，风向/绝不会，躲在它的背后。说风凉话”。在这里，“风”与“风凉话”形成互文，让“风”这一自然现象紧贴生命的温度，以物及物，毅然打破传统诗歌的抒情模式，创造出独特的诗意效果，获得了一种罕见的质朴力量。
　　对诗歌语言的打磨，诗人具有语言本体论的自觉。在《光与花》中，他写道：“光，是花的天堂/而，花是光的地狱”。这种悖论的修辞令人想起保罗·策兰对德语的暴力重构——在词的断裂处照亮存在的真相。诗人对汉语特性的把握，尤其体现在对单字诗性的开掘上，《往昔辞》中“人，老了。活着活着，才活明白”的重复句式，模拟出时间与空间循环的节奏感，与古代中国“生年不满百”的生命觉醒隔空对话。
　　在《麻雀虽小》中，诗人揭示了更深层次的生存困境：“一个小动物的自由/也紧紧地攥在人的手上”。这种意象的构建方式，契合《文学理论》所说：“诗歌不是一个旨在以单一的符号系统表述的抽象体系，而是把字词组织成一个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模式…这些词的使用方式在诗之外的其他体系中没有见过” 。当麻雀守在“被拆的最后一孔窑洞的窗棂上”，它已成为乡土中国的最后守望者。
　　
　　结语：作为精神仪式的诗歌

　　高旭旺的诗歌世界，最终指向的是精神还乡与生命本真的永恒命题。从黄河渡口到拆迁废墟，从禅思顿悟到词根追寻，他的创作始终在践行《河之书》中的所言：“我以宁静的佛心与/致远的禅念。在水系上/展示，我内心的起因/举行，隆重而庄严的/我们共有的立春仪式”。这些诗行不仅是文学艺术的创作创新，更是个体与世界、现实与历史对话的精神指引。
　　诗词创作离不开“小我”的体验，更离不开“大我”的升华。“小我”是个人、家庭，“大我”则是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面对眼下熙熙攘攘的诗坛，诗人呼吁：“静下来认真地、虔诚地思索一点属于自己民族的东西和具有闪光的生命”。他同时强调：“走近真，呵护真，走近美、守望美，走进善，弘扬善。这样的创作态度和理念就是接近了诗。”笔者深以为是。
　　为生命落墨，为人类执笔，为天下著文，这绝非一句空洞的标榜，而是当“小我”汇入“大我”之时，发自灵魂最深处的内在要求与精神归宿，这是由诗歌创作作为精神生产、诗歌作品作为人类精神凝炼与升华的这一本质属性所决定的。笔者深信，当生命的所有理由都已说尽，诗歌依然会在词与物的裂隙中，为我们保存着最后一片灵性空间——在那里，“太阳渡”的晨光必将永照归乡之途，“大河”的波涛必将永闪生命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