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首诗歌说起

　　2024年9月，青海的毕女士发来微信，说她在肖黛的家里帮助整理其遗物时，看到写给我的一首诗，“不知道肖老师生前给您发过没有，所以拍个照发给您”。此后，青海的施女士也发来内容相同的一个微信，亦将那首诗拍照后发我。她们二人都是肖黛生前的小姐妹。
　　这首诗没有标注写作时间，根据相关信息考证，写于2019年6月21日。而肖黛本人已于2022年7月去世，在她写出这首诗到去世前的三年时间里，我们虽多有来往，她却从未向我出示过这首诗。所以，在未见到此诗之前，它于我是一首不存在的作品，但当它经两位女士之手，先后传到我的面前，它于我不但已是一个提醒式的存在，并且我也因此而觉得自己，欠了一份故人的情义。然而，当我想就此有所表示时，又仅仅由于一个文字障碍，耽搁了下来。
　　这是写在一个新启用的笔记本上，总共两首诗作中的第一首，上面有少许修改的痕迹。这里所说的文字障碍，就是其中有一个字，我无论如何都辨认不出来。所以，关于这首诗，我好几次把它从手机中翻出之后，又放了下来，等待一个顿悟的时机，但这个时机始终没有出现。这对于习惯辨认疑难杂症字迹的我，便成为一个心结。直至不久前，我尝试着询问传我诗作的毕女士，没想到竟很快就得到了答案。现在，就将这首诗作转录如下。

　　送别
　　——致燎原

　　我总是像一个慈母为至亲遥望
　　行程越远，离去的时日越长久
　　为门前阶下的真实伤哀
　　痛哭一次，眼中就无世事了
　　也忘记身在何处
　　只有冬天以锃亮的镰刀收割我
　　让我放出不再复活的光芒
　　送别啊，情形已经不如昨日简劲直捷
　　路径通往弧度加大的勾当
　　在彼此仁爱相待的季节越远越久
　　便是谁也看不清谁的时候到了
　　前面说过，此诗写于2019年6月21日。这一天我从威海到了西宁，预定第二天先前往盐湖再到祁连，参加一个诗歌活动。继而再前往嘉峪关和乌鲁木齐，然后，从那里直接返回威海。就在当天晚上，西宁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聚会，肖黛也应邀到场。应该是一年多没见面的缘故，当晚她还专门与我及我的夫人，分别合了影，并在回家之后，将合影用微信传我。也应该是在此之后，她又写下了这首诗。这就是此诗“送别”的由来，以及“行程越远，离去的时日越长久”的由来。
　　若干年后读到这首诗，使我对这首诗，也对诗歌这一文体本身，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感受。而第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这是一首提前写出的诗作。它与其说是对我的送别，却更像是在内心的“告别”。也是在当晚的聚会上，我第一次获知她身体患病，但这个病会怎么样呢？看她谈笑风生的样子，我感觉并不算个什么事情。所以晚餐结束时，有人提出大家来一张合影，我因为提前与她合过影了，就不想再反复排列组合的折腾，此事就不了了之。以至后来有位女士抱怨，都怪我坏了此事。
　　说它是一首提前写出的告别之诗，是因为诗中含有诸多不祥的信息，诸如“只有冬天以锃亮的镰刀收割我/让我放出不再复活的光芒”“在彼此仁爱相待的季节越远越久/便是谁也看不清谁的时候到了”。根据她当时的身体状况，应该远远没有到写出这种诗句的时候，但她却像被一种神秘的信息抓住了般的，以如此肯定的口吻，做出如此的表达。如果我当时看到这首诗，便无法不对“让我放出不再复活的光芒”，以及“便是谁也看不清谁的时候到了”而心惊。这应该就是那种出自心源闪电的诗歌吧，此时的诗人，仿佛获得了一种通灵般的直觉，从而情不自禁的，写下惊人的预言式的诗句。而这也应是只有置身诗歌这一文体时，才会产生的直觉。
　　但无论如何，这首诗显然还是写得太早。我和肖黛共同的朋友们，当时谁都没有异样的感觉，但是，她已有了预感，只是不能确定，最终的时间会何时到来。我想这便是她把这一感觉明确地写进诗中，却没有出示给我的原因。当然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她只是要把自己的这一心情记写下来，并没有打算示我。
　　随后的2020年9月，我又一次前往青海的又一个聚会上，饭局还未开始，肖黛却指挥我和诗人马学功（马丁）与她一起，以一个看似随意却又恰当的造型，合了一张影。她在当晚就将合影发到微信朋友圈时，还特别附加了一个说明：“老昌耀当年的三个小朋友”。现在想来，这应该是心中一直有事的她，所作的一个特别表达。她在重温往事，并将自己人生中的一些特殊记忆，以这种方式固定下来。
　　“老昌耀”，是肖黛当年对昌耀一个习惯性的称呼，有点亲切、有点调侃、感觉还有点矫情。而合影中的“三个小朋友”，当年彼此间原本就走得很近，更因为昌耀的关系而近上加近。这是从1980年代就开始的一种关系。彼时的肖黛任职于青海省政府综合处，马学功是《青海湖》杂志的诗歌编辑，我在西宁晚报编文艺副刊，三个人的另外一重身份，都是诗人。当年青海的文学活动似乎比较多，诸如省文联的文学座谈会、《青海湖》杂志的诗歌改稿会、包括昌耀的诗歌研讨会等等，彼此都时常见面，并且与昌耀时不时地相互串门。由此可见，被外界视作性格孤僻的昌耀，在当时这几个年青的诗歌人民中，实在就是相处投机的好人缘啊。作为彼此友好关系的见证，从来都不愿为别人诗集写序的他，1997年分别为马学功的诗集和肖黛的散文集，各写了一篇序言。只是这样的事情他却没有给我干过，并以我为他写过评论，他若再为我写序的话，会有互相吹捧之嫌，把我打发掉了。多年后我还获知了这样一个信息，后来一个与他多有来往的青年诗人请他写序，他却建议人家，找已经离开青海的我来干这件事。
　　我于1992年底从青海调到威海，其后与肖黛的联系便时断时续。2000年3月23日上午，我突然接到肖黛一个语气急匆匆的电话，告知我昌耀走了。在简略地说完一些主要信息后，便告诉我不和你多说了，我还要通知北京的韩作荣等其他人。
　　说到这里大家可以看出，肖黛是一个与国内文学界交游广泛之人，熟悉的人物多，交游的圈子也大。她1955年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自小随部队迁徙于厦门、舟山群岛等地，直至此后到了青海。我知道她曾有在青海西部某县城工作的经历，没想到居然还当过兵。在青海省政府工作期间，她又进入西北大学作家班学习两年，再之后，便调到我读书时的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以此可见她的神通广大。所以昌耀在给她散文集《寂寞海》的序言中，便有了这样的表述：与肖黛每有晤面，“常会惊异于她那种‘鲤鱼跳龙门’式的变迁”。她的先生是从北京调动到青海任职的，所以，她在西宁有一个家，在北京有一个家，退休前后又在成都的温江安了一个家。三个家任由她南来北往，其交流和信息空间之大也就自不待言。对了，她的祖籍就在威海的荣成，并还专门到那里探访过一回。
　　2003年10月，我因书写《昌耀评传》回青海采访，与肖黛的来往又多了起来。在昌耀住院的最后岁月，她在很多时候都出现在昌耀的病床前，并为之承担着私人顾问和打理一切对外事务的角色。诸如，昌耀临终前被授予“首届中国诗人奖”，韩作荣代表中国诗歌学会在其病床前授奖时，相关事项的张罗，以及迎来送往；朱乃正书写昌耀诗歌的20多幅书法长卷寄至西宁后，她与相关人士在昌耀病床前的一一展读，并根据昌耀的口授给朱乃正复信；还有，为昌耀在相关问题的处理上提供参考意见……于我来说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她不但为我讲述了这一时期昌耀林林总总的详细情况，并且将昌耀临终前的谈话等文字记录，复印后给我。这一切，此后都完整地出现在《昌耀评传》中。如果没有她这些口述和笔录的丰富信息，这部评传无疑将会缺失一个重要部分。
　　但事情还远没有到此为止。我这次回青海，先是由肖黛牵线，在西宁采访了相关人士，接下来，便是与她及另外几位朋友，前往昌耀当年的第一个流放地，祁连山的实地考察。在拉洞台村野十月初还堆放着麦捆的麦茬地，大家亲身感受了昌耀当年作为“新垦地上磨镰人”的情景，并以麦捆为背景合影留念。我保存的照片中还有我自己一张单独的照片，是肖黛觉得我的衣服不够亮眼，特意让我换上她的红黑黄三色羽绒服，亮眼地摆拍了一张。
　　再接着，是前往昌耀的第二个流放地，海南州的新哲农场。这一次，是肖黛找来省政府的一辆越野车，与昌耀的夫人杨尕三同行。我们先到日月山下昌耀放逐时最初的落脚点——杨尕三的老家感受了一番，然后继续前行，最终在荒原腹地已经废弃的农场，找到了这位土伯特女人与其瘦丈夫早已坍塌的家。一路向我们讲述往事的杨尕三，那时好久沉默不语，说再看到这个家时使她难受，觉得她们那时过的就不是人的生活。返程时已是下午过半，杨尕三又提出，希望能在前面的小镇去找当年的一个朋友，不过她也不能确定，是否能找着，所以担心时间晚了，司机会不高兴。肖黛则让杨尕三放心，时间再晚也没问题。于是我们就去找了，又真的就找着了。被找到的故人是当年农场附近一个供销社的售货员，当时的杨尕三，就是以帮助对方家里做些针线活的方式，换取一些报酬，并获得能买到紧俏物资的关照，包括为昌耀买到香烟。苦寒岁月中这种人际关系的润滑与情分，我一听就懂；而杨尕三与对方夫妇见面后，都激动得不知所措的情景，则让肖黛大为感慨。
　　这一程获得的信息实在丰富，回到西宁后梳理相关材料时，肖黛突然问我，她也想写一篇长一点的昌耀的文章，不过肯定不会使用你要用的材料，你看行不？这个问话让我心头咯噔了一下，随口便说，这个你还用问我，当然可以！此刻想起这句话来我突然也有点难受，一向不乏强势作风的她，在这件事情上居然这么谨慎。我想，这是只有把我书写评传这件事，也当成了她的事情，并且也是在替她完成对于昌耀的心愿，才会有的表达。此后，便有了她那篇长达一万多字的文章《诗人残泪如血》。这是一篇只有她才能写出的文章，文中以娓娓道来的语气，详尽陈述了昌耀最后岁月，她所亲历的相关人事信息。除了这些重要信息外，我在其中读到的一个最大感受，就是她行文的诚恳，以及对于故人真实的内心敬重和真诚。我喜欢真诚，而且只看得上真诚的叙事。其他的嘛，就算了。
　　也是在这次梳理材料时，肖黛还为我准备了另外一个“材料”：一本仅供政府部门内部使用的，青海行政区划地图册。公开发行的地图上，昌耀流放期间那些连个黑点点到找不到的村庄，以及农场下面的分场，在这里都像秤杆上的准星一样，各有明确的位置和规范名称。能不让我惊喜？昌耀晦暗岁月及诗歌中那些模糊的特殊地址，便是因此而在《昌耀评传》中，得到清晰而准确的还原。但这本地图册由于仅供内部使用，肖黛仿佛既为我开了个方便之门，又要遵守机关职业操守般的，要我用过之后即还给她。我在此后邮寄这本地图册时，特意在封面上面拍了拍，以示对它的感谢。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在自己不同的人生阶段，甚至包括在同一人生阶段，都有各自并非单线条的人际交往关系。昌耀、肖黛、我自己，都是如此。但肖黛之于昌耀，却仿佛时常是在需要她出现的时候而出现。她为昌耀还做了一件在我看来的大事，这就是托人帮助昌耀的长子，在一家大型企业转换了岗位。这件与我无关的事，却让我每每想起时，都会心头一热，也特别地高看她一眼。而她与我本人的来往，也仿佛被老天爷规定了般的，又大都是围绕着昌耀而存续。2016年，青海的朋友邀我一起发起设立了“昌耀诗歌奖”，并出任评委会主任，在考虑评奖机构其他人事设置时，大家自然都想到了肖黛，邀请她出任组委会副主任。肖黛与我，又一次因昌耀而增加了来往。
　　现在，再回到她写给我的这首诗，我在其中读到的另一个强烈感受，便是心性一贯刚强豁达的她，在诗中竟变得“慈祥”和脆弱。比如此诗开头的第一句，“我总是像一个慈母为至亲遥望”。其实她本人仅只年长我一岁，但在这里，她却恍若以年长了我一辈的慈祥感，为我这位远行的“至亲遥望”，进而再“为门前阶下的真实伤哀/痛哭一次”，然后“眼中就无世事了”。这个表达，于我当然是一份极重的情义，但我想事情并不仅如此，她的人生无疑还有其他重要的记忆，只是我在这个时候的出现，勾起了她对自己诗歌人生的回顾，而这一回顾中最重要的部分，便应是她与我围绕着昌耀的往事。对于当年落寞的昌耀，我们很早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而肖黛本人，则似乎把能为昌耀能做一些事情，视作其诗歌人生的一种成就感。她帮助了需要帮助的昌耀，又帮助了同一工作中的我。但她与我围绕昌耀所做的事情，我并不认为是在为诗歌做事，而仅仅是为我们共同敬重的一位诗人，基于一种情义的做事。情义大于诗歌，这事无须论证。是情义成全了我们对于昌耀的心意，也使我成为她眼中的“至亲”。所以，当心中已有不祥预感的她，再由我的出现而回顾往事时，无疑会心潮起伏，而禁不往地“痛哭一次”，然后，便像该干的事情已经干完了似的，“眼中就无世事了”。而她的这一痛哭，则让我想起昌耀临终前几个月，给我的一个电话：“我已经不行了，就想着跟外地的几个朋友打电话做个告别。但一想起我们的交往，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哭。”
　　是的，在写出这首诗作三年后的2022年7月16日，肖黛于成都去世。稍后的8月13日，第四届昌耀诗歌奖颁奖典礼在青海举行，而这一届的她，仍是组委会副主任。所以，我在致辞的开头部分，首先与大家一起，向这位昌耀的朋友、也是我们许多诗人共同的朋友，表达了追念之情。最后，“祝她在没有病痛的世界一直与诗歌相伴。”
　　说到这里时，我觉得自己哽咽了一下。

　　[原载《雨花》202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