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名（散文）

 
　　在“名人搭台经济唱戏”早就成为风尚的时代，有名人的地区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宣传，扩大效应，争取搭出更大的戏台。没名人的地区，在文史资料中爬罗剔抉民间传说中广泛搜罗，为路过的名人建个凉亭，待过的名人搭个草堂，在中国漫长而厚重的历史中，要是有哪块县级区划中找不出名人，那不是罕见，而是当地文史工作者的失职。很多早就作古、沉寂的名人，离世百年千年之后，竟然声名大震，比在世时不知风光多少倍。就像抛弃在老屋角落早就被遗忘已经被锈层封死的铜器，一旦被擦拭、打磨、修补，刮垢磨光，赋予新的情绪，立即在新的天日下闪耀出古铜异样的光彩，仿佛价值连城。
　　凡事总是有例外。
　　清朝江西籍位列宰辅人物，按任职时间先后有六人：高安县的朱轼、新建县的裘日修、南昌市的彭元瑞、大余县的戴衢亨和戴均元、德化县的李鸿宾。李鸿宾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赣籍宰辅。
　　德化县隶属九江府，清九江府辖德化、德安、瑞昌、湖口、彭泽五县。民国3年（1914）德化因与福建、四川辖县同名改为九江县，2017年撤县设区后称现名柴桑区。自北宋德化县王寓以尚书左丞位列宰辅，之后780年间，历南宋元明清四朝，李鸿宾是九江府籍唯一宰辅。
　　几百年才出一位的人物，当代九江没有请出来“搭台唱戏”，围绕他两广总督任职，上演着另一类啼笑皆非的悲喜剧，罕见地被故里彻底污名化了。
　　
　　九江府德化县白鹤中乡第四保沙河街有两条河，庐山之水从北麓石门涧直下到沙河地面冲出一条沙河，另一条来自株岭山南北麓汇集而成的干家河。沙河的水在北郊李家村西汇入干家河，调头向东，蜿蜒几百米，再向北，进八里湖，入长江。那向东的几百米却划了四道弯，仿佛水龙向沙河这一方水土作恋恋不舍的最后告别，然后一路向北再向东奔腾而去。乾隆三十二年（1767）四月十三日，李鸿宾出生在这四道河弯拥抱的李家村。
　　儿时的事迹已经很难得到确凿的考证，清同治11年的《德化县志》说他“生有夙慧，读书过目不忘”。相传，李家村西南方向相距十公里的白鹤中乡第一保罗家中门村，是李鸿宾发蒙读书的地方，后来他成了村庄的女婿。村庄曾二中进士、六中举人，史志、谱牒记载有功名人物61位，因科场屡捷而远近闻名。道光礼部尚书李宗昉任江西学政时赞其：“人文蔚起，科第联翩。”村庄地处株岭山腹地，四周群山环绕，族人一直把读书、科举当作家族兴旺的重要途径，兴办私塾，延聘名师，最兴盛时村庄竟然有私塾六、七所之多。村里至今还流传着李鸿宾小时候在这里读书的故事。
　　有一则讲的就是他读书过目不忘。一次课堂上，先生布置了背诵任务，学生们都在紧张地用功，只有李鸿宾一副清闲自在实在是傲视别人的样子。大凡教书先生，都喜欢学生一副用功的姿态，就想杀一杀李鸿宾的傲气，要他站起来背诵。没想到刚刚布置的课业，反应慢的学生都不一定读完一遍，李鸿宾竟然一口气背诵了出来。先生一下愣住了，随手翻了两页，要李鸿宾放学时背诵。没想到，放学时，李鸿宾站在先生面前，一口气就背诵了出来。更没想到的是先生竟然不依不饶，狠狠地翻了一叠书页，告诉李鸿宾明天背诵出来。第二天的结果更是有趣，当李鸿宾完成背诵，惊讶之余，先生竟然回家拿来妻子纳鞋底用的鞋钻。一钻下去之后，先生要求李鸿宾用两天时间，钻穿了多少页纸就要背诵多少。这次，让先生彻底见识了世上真的有过目不忘。
　　还有几则对对联的故事，也都是创设一个情景，表现李鸿宾年少时的聪明、机智，如：夏天偷跑河里洗澡，被先生逮住，先生出上联“千年古树作衣架”，李鸿宾答下联“万里江河当澡盆。”先生出上联“夜浴银河摇动满天星斗”，李鸿宾对下联“五更设朝扶持万年江山。”友人出联“月照青砖墙层层有路”难倒先生，李鸿宾对出“雨洒荷仙花点点成珠”为先生解围。不怀好意的外人来罗家中门村挑战出上联“河弯水浅难藏独角龙王”，李鸿宾脱口对出：“树大枝高不栖无名之鸟。”
　　罗家中门村流传的故事里，“神仙打扇”更为人们津津乐道。李鸿宾在村里老学读书，老学的夏天晚上，天气闷热，蚊子、蠓虫、苍蝇满天飞，同窗受不了，先生也怕有人热出问题，夜晚允许学生到屋外乘凉。整个学堂，常常只有李鸿宾在用功，晚上安然入睡。一天，李鸿宾家里有事请假不在学堂，先生决定一探究竟。等天色完全黑净，先生进了李鸿宾房间，摸黑躺到床上，顿时感觉有凉爽的风吹到身上，他惊讶地发现，床边竟有两个人在为自己打扇。先生惊魂未定时，一个打扇人停止搧风，缩缩鼻子说道：“不对啊。怎么闻到的是生人气？”另一位也停止搧风，生气地说道：“不是李大人。是个老秀才。”先生这才明白，李鸿宾有神仙随身护佑，将来一定贵不可言。
　　一则“卖牛皮之地”，说的是李鸿宾把香港卖给了英国人。英国人早就想占香港，估计打不赢，于是买通太监，劝皇帝建圆明园，还故意透露广东有钱。皇帝要李鸿宾出一百万两银子，银子数额根据讲故事人口味，几万、十万、百万、千万不等。李鸿宾拿不出这么多钱，找英国人借。英国说不如在香港卖一块牛皮之地，不仅可以度过难关，还不用还钱。李鸿宾没有多想就收下了英国人的钱，交给皇帝修圆明园，皇帝夸李鸿宾会办事。狡猾的英国人却把一头牛的牛皮剪成细丝，一下就把香港圈走了。皇帝火冒三丈，一下就撤了李鸿宾职。牛皮圈地的传说，古今中外有很多种版本，一样的牛皮，一样的细丝，只是圈出的地名不同，大小不同。
　　这些故事都呈现了民间传说的特色，历史与虚构并存，夸张与幻想交织，经不起推敲。可以看出，罗家中门村编出这些故事的人，是以李鸿宾曾在村庄读书并为村庄有李鸿宾这样的女婿为荣，把他当作一位值得骄傲的亲近的人来看待。
　　在十公里外沙河街李鸿宾的出生地，也有一些关于他的故事，其中流传最广，也是沙河人一提起李鸿宾必然脱口而出的：“沙河修桥不出钱”。据说，沙河两岸乡绅贤士，倡议修一座石桥，由李鸿宾出钱，由进士蔡文魁出面要钱，李鸿宾以自己不再走沙河桥为由，只肯出一半。蔡文魁一气之下，回沙河募捐修建一座五孔石桥。道光十五年（1836）李鸿宾告老回乡，要路经沙河桥。蔡文魁等人闻讯，桥旁坐守，不让李鸿宾从桥面通过。李鸿宾自知理亏，只得脱鞋卷裤涉水过河。蔡文魁是明朝嘉靖二年进士，比李鸿宾早两百多年。
　　另有一则传说，李鸿宾整船整船地将贪污来的黄金、白银运回，在家里挖了一个有十八格梯子深的地窖，等伕役搬运入藏后，又将伕役全部杀死灭口。20年前出版的一本九江文史书籍里，讲这个故事的人还建议政府寻找这批埋在地下的宝藏。
　　沙河人讲述的这些故事，不必太在意它的真实性。较真它就是故事，“关公战秦琼”可以在情节中存在。但是以故事之名，对李鸿宾进行中伤，其中所蕴含的情绪，透露出家乡近邻“恨人强”的狭隘。
　　李鸿宾有没有这么吝啬和狠毒，没有直接的证据和现成的评价。同治《德化县志》记载李鸿宾两件事，可以从侧面说明他不仅不是一毛不拔的吝啬鬼，而且还很热心家族、社会公益。一是“嘉庆、道光间，化邑科名渐盛，京城席儿胡同旧会馆会场时不敷居住，道光辛卯年（1831）在正阳门内迤东高碑儿胡同买屋一所，价银一千余两。”化邑指的就是德化县。道光年间，一个青壮年男子做短工一年收入大约十两银子，一千两银子绝非一个小数目。二是“公系卫籍，族皆贫苦，买民租三百七拾四担，稞钱一百四十二千文，以为济漕之费。”这一条还记载在《李氏宗谱》上，包括这一项在内，有契约的李鸿宾向沙河李氏家族的捐赠，粗略统计大约有12项。由于捐赠给家族的田产太多，时间一长，管理、分配都引起了不少矛盾。光绪廿六年（1900）八月，延请包括当时九江名士罗惺予在内的15人作保，重新订立管理、分配契约。另外，李鸿宾还分别在沙河街下街、九江城内六角石塔公祠对面，各买一处地产，建造屋宇，捐赠给李氏家族作祠堂。
　　历史和现实中，常常以个人的家庭生活，来评价一个人的道德水平。李鸿宾19岁娶罗氏为妻。68岁，在戍地乌鲁木齐买周姓女子照料生活起居，释归带回后纳为妾，一生也只纳周氏一妾。四子一女皆为罗氏生育，一子幼殁三子成年。长子儒郊，道光元年（1821）中举，次年联捷二甲第六名进士，历任甘肃甘州知府、甘肃鞏秦阶道道台等职，53岁辞官归里。二子儒郑道光二十年（1840）中举，三子儒郁道光十一年（1831）中举，可惜儒郑、儒郁命途多舛，中青年早逝。父子四人，两进士两举人，与李家家教不可能分得开。
　　这样的李鸿宾，在被中伤性传说完全主导的沙河，笔者与不少人谈起过李鸿宾，几乎在所有阶层，竟然没有听到过一句，哪怕带有一点善意的辩护。
　　你若问李鸿宾后裔也不争辩吗?李鸿宾血脉传至第四代，光绪八年（1882），17岁曾孙李法象病逝，嫡脉血亲中断。于是，民间又多一个传说，李鸿宾生前做多了坏事，绝后是报应，更恶毒的人说倒绝八代。
　　这样的一种民间倾向，到底是被什么样的一种力量所主导?
　　
　　乾隆五十一年（1786）19岁，取县学生员，中秀才。五十七年（1792）25岁，江西乡试中举人。嘉庆六年（1801）35岁，中三甲171名进士。朝考选入翰林院庶常馆肄业，为庶吉士。能中进士，自然是人中翘楚。从他的科举历程看，在整个进士群体里，也并非天赋异亶之士。
　　嘉庆七年（1802）庶常馆散馆，文理评为优等，授检讨，从七品文职京官。这年李鸿宾36岁，自此踏入仕途。九年（1804），钦差云南乡试副考官。十一年（1806），被嘉庆帝选录为高宗纯皇帝（乾隆）实录圣训导藏本校勘者。参与校勘人员中，有亲王、大学士、各部尚书、九卿、侍读等重要人物，像李鸿宾这样尚未进入高官行列的进士仅二十多人，他常常以此为荣。
　　自此，李鸿宾的仕途踏入了康庄大道，虽然不是平步青云一步登天，确实是蒸蒸日上，一年一个进步，甚至一年数次升迁，极少有原地踏步的年份。
　　十二年（1807），充贵州乡试副考官。十三年（1808），充湖南乡试正考官。十四年（1809），二月转授山东监察御史，稽察南新仓，九月转掌广西道监察御史。十五年（1810），巡视西城。十六年（1811），迁吏科给事中。十七年（1812），十月转掌工科给事中，巡视中城。十八年（1813），九月巡视东漕。十九年（1814），五月赏三品顶带、授东河副总河，九月赏换二品顶带，十二月钦差赴开封。廿年（1815），正月擢河东河道总督，四月丁母忧，告假回乡守孝，这一年李鸿宾49岁。
　　清朝，巡抚、总督均被称作封疆大吏，总督职权、地位高于巡抚。从嘉庆六年（1801）进士及第到擢升河东河道总督位列封疆仅用14年，升迁之快，在清朝汉人中极其罕见。
　　这走向封疆的14年，李鸿宾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但是，几乎每一次升迁都有业绩支撑，每一个前进的步伐都走得踏实坚定，才能从强手如林的官场脱颖而出。
　　十四年（1809），稽察设在京城的南新仓，发现粮仓潮湿，贮粮霉损严重，并且是各大京仓普遍存在的问题。还发现江西的漕粮从征收到交兑、起运、督催、稽查、交仓等一系列过程中种种弊端，对底层运粮“旗丁”的种种盘剥。由此，嘉庆向内阁发出上谕，认为这些“积弊”肯定不仅仅只存在于京仓和江西，“他省亦复不免”，要求“有漕省分各督抚严饬各粮道”严办此事。
　　十五年（1810），巡视西城，擒获在逃的五名杀人凶手。两年前，这件谋财害命的恶性凶杀案发生后，嘉庆皇帝多次谕令稽拿凶手，曾在全国进行海捕，也没有找到凶手踪迹。嘉庆十四年，因“案悬日久”，又降旨勒限严缉，依然未果。李鸿宾督饬官员悬赏买通线人，不久就在皇城内擒获二位主犯，并迅速抓住另外三名同伙。嘉庆帝在向内阁发出的上谕中，除了斥责“步军统领衙门”“所办殊不认真”外，称赞李鸿宾“认真缉捕”“殊为可嘉”。
　　十八年（1813），巡视东漕，发现卫河河道有多处梗塞浅滞，导致“运河水涸，八省粮艘阻滞”。卫河是京杭大运河在黄河以北的重要水源，也是河南省和山东省东昌府漕粮进京的唯一通道。这个奏折让嘉庆皇帝龙颜大怒，严饬从河督、巡抚、州县到最基层的河道、泉源管理者，立即行动起来，认真疏导，保证漕运畅通。李鸿宾考证《河渠志》，发现张秋镇侧久湮古井，疏浚之后，“泉源涌沸，数日内运河水深三四尺”。这一年运河无阻，漕船畅通。
　　没有明确工作目标的巡视、稽察，需要自己去发现问题。也可以搞搞形式、走走过场，到巡视点与基层官吏拱拱手、作作揖、说一通威严而空洞的官话。然而，李鸿宾却每每能发现积弊，破获积案。既是积弊沉疴，或者没有发现，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故意隐瞒，不是有负职责，就是敷衍塞责。说明李鸿宾就是一位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把脉问诊、解剖麻雀的官员。
　　十九年（1814）二月初一日，李鸿宾以巡视东漕给事的身份上《奏为直豫东界连处难民余匪滋事请敕各省大员严查匪党伏匿地方搜捕尽净等事》章。前一年，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林清之变”，也称“癸酉之变”，以林清为首的天理教徒众，竟然攻入了紫禁城中。事件很快被平息，林清被凌迟处死。天理教的活动地区主要是直隶、河南、山东等地，三省连年本多荒歉，又遭兵燹，平民生活困苦，民生凋敝。李鸿宾以施粥救民这件事作为切入点指出，由于粥厂离民居太远，老弱病残不能赴食，很多人因此而饿死。提出不能“以民就厂”而要“以厂就民”的添设粥厂方针，并对需要添设粥厂的重点区域、粮食采买等问题提出的相应方法。李鸿宾还提出，要对饥民、难民、余匪、土匪设法区分，区别对待。疏陈：一赈恤穷民，宜令普沾实惠。二查禁地窨，以免潜匿匪徒。三严禁私渡，以防逃匪而济灾黎。四仿行会哨，每月二次，以省繁费而示兵威。对此，嘉庆上谕：“所言切中时弊，皆应速办。”只认为第四条每月二次会哨多了，要求“直隶河南山东督抚，酌议章程，妥协办理。”
　　与李鸿宾同时代的清朝宗室大臣、礼亲王、史学家爱新觉罗·昭梿，对这道奏章的评价很高：“林清之变，公上数疏，皆言朝廷利弊，洞中窾要，主嘉其直言，立擢河东副总河。汉员升迁之速，未有及者，公亦感激用命。其年运河淤壅，微山湖蓄水尽涸，粮艘壅滞，公立率下属疏浚，瀹上流湖水通畅，船只得以济运，实近年之罕见者”。昭梿的这段评价，至少包括以下几点意思：敢于直言进谏，见解直击问题要害，常怀感恩戴德之心，工作成效显著。按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在1901年采取以钱币支付方式来代替实物缴纳粮饷之前，对于国家财政经济，运河“发挥着命脉的作用”。昭梿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用“罕见”来定位李鸿宾在国家“命脉”工作上的成就，是对李鸿宾极高的评价。
　　“李鸿宾前由给事巡视东漕，办理挑浚蓄水事宜极为认真，超擢副总河。本年漕船行走迅速，升授河东总督。” 廿年五月九日，李鸿宾丁忧告假，嘉庆说提拔副总河并非昭梿说的是由于奏章，而是疏浚运河的结果。同时道光还对李鸿宾母亲去世表示慰抚：“殊可怜悯，伊现星奔回籍，着加恩赐祭一坛，仍赏给银三百两，由江西巡抚阮元派员赍送李鸿宾家中，俾其料理丧事，以示恩恤。”
　　这段话，既是皇上对李鸿宾的恩恤，也是对李鸿宾的评价和赞赏。也可以说，李鸿宾所做的点点滴滴都在嘉庆皇帝的眼中，爱护之情、欣赏之意溢于言表。李鸿宾作为“汉员升迁之速，未有及者”，封疆之路虽然一帆风顺，并没有投机取巧，更非蝇营狗苟所得，是实干者必然的结果。
　　
　　守制期满，李鸿宾服阕回朝，升迁之路依然顺利如前。廿二年（1817），九月服阕署礼部右侍郎。廿三年（1818），三月调署兵部左侍郎，四月授广东巡抚。廿四年（1819），五月授漕运总督，八月复授河东河道总督。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导致李鸿宾被革职。这年八月兰阳仪封黄河决堤，九月中旬嘉庆帝令李鸿宾陪同协办大学士、尚书吴璥筹办堵口。到十月中旬，洪水退去，嘉庆帝又令吴璥、李鸿宾赶筑河坝、疏浚河道。这时李鸿宾却以不胜河督重任，奏请辞职。嘉庆是这样分析李鸿宾辞职行为的：“显系因吴璥等办工迟缓，恐将来一同获咎，豫为诿谢地步。”李鸿宾自认能力有限而辞职，嘉庆却把责任推到吴璥身上。同一天发出的另一道任命叶观潮接替李鸿宾任河东河道总督的上谕里，嘉庆竟感叹道，“现在李鸿宾降调”，河务上一时竟“乏人”可用，可见嘉庆对李鸿宾的赏识非同一般。
　　革职并没有阻止李鸿宾升迁的步伐。廿五年（1820），正月署山东运河事务，二月兼署山东巡抚，十二月授安徽巡抚。道光元年（1821），六月复授漕运总督。
　　此前，嘉庆已于廿五年七月二十五日驾崩，道光于同年八月廿七日即位，沿用“嘉庆”年号，次年正月初一日改元道光，李鸿宾的安徽巡抚是新皇帝道光任命的。在道光朝，李鸿宾虽不像嘉庆朝那样升迁频繁，但所受到的倚重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被给予了更大的信任，更大的责任。
　　从李鸿宾身上，笔者无数次想到社会上议论干部提拔任命中的各种观点，比如拉关系、搞交易、碰运气甚至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玄学，不管这些有没有现实的土壤，但是，不能否认有一批人就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得到提拔，打铁还需自身硬就是颠扑不破的理由。
　　李鸿宾带着道光的厚望赴任安徽巡抚。道光元年正月二十日，道光召见即将赴任的李鸿宾，面谕道，安徽省仓库钱粮亏数很多，到任后要查办这件事。这是一件拖延了多年的积案，虽经五次清查，始终没有结果，挪新掩旧，习以为常。三月廿九日，在接到李鸿宾汇报查办进展的奏章后，道光毫不掩饰对李鸿宾寄予的殷切期望：“此番受朕委任，若不能尽心报国，成一代之名臣，朕深为汝惜之也，其慎勉之。至于戢暴安良，举贤黜不肖，尤系封疆大吏之专责，必当刻刻留心，秉公办理，始终如一，夙夜匪懈。务期国计民生，两有裨益，三年有成。朕将拭目以待。”道光帝以为清查一省亏空这件大事总得几年时间，可见道光对当时整个官僚敷衍塞责、拖延推诿的了解和无奈。
　　李鸿宾却是一位雷厉风行的干将，也许这是他每次都不负厚望、不辱使命的原因之一。嘉庆廿五年（1820）十二月十四日，道光决定任李鸿宾为安徽巡抚。道光元年（1821）正月廿日，召见李鸿宾，面谕到任事宜。二月十五日，到任接印。从李鸿宾给道光皇帝的奏章可以看到，上任伊始立即就着手查亏。二月初二日上《奏报查办安徽仓库钱粮亏缺事》，二月初九日上《奏报钦奉清查亏空谕旨并将遵旨逐案查办等事》，以及后来的《奏报酌定清查历年亏缺钱粮办法事》、《奏为清查历年亏缺派员设局酌定详查之法等事》等奏章。二月十四日，已经有了第一件审理结果，上《奏为审拟已革试用知县吴山锡亏短库项监追限满无完事》奏章。六月初九日，上《奏请展缓安徽各员追银年限清豁案办竣俟分晰著明事》，这道奏章可以看作是第一批追缴人员名单，其中知州、知县有13位。
　　这时，一个更加重要、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出现了。漕务一直是国家大事，所谓“国家大计，莫过于漕”“漕为天下之大政”。漕务频频出事，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道光元年四月，先是有奏湖北运官旗丁借口用项日增，向州县索取各种费用，州县经征漕粮时，无论绅民，概以八折收纳。随后，兴武、淮安、滁、苏各帮船漕军水手沿途纠集多人，喝令住泊，肆行讹索，已有多起案件。五月，江苏嘉定县土豪王荣芳结党闹漕。事情起因是江苏州县用大斗收漕，王荣芳等领头的人一边收下官府给的银子，一边又纠结二百九十余人结盟，取名八卦青龙党，准备闹漕。六月，江苏学政姚文田上奏漕运浮收、旗丁勒索。湖广总督陈若霖奏，漕务积弊日甚，亟当设法挽回，湖南省八折收漕都不敷开支，请以七折征收漕粮。六月十五日，御史王家相奏，八折收漕有十不可。道光感叹，漕粮收运，“百弊丛生，日甚一日，几于积重难返。”如何使早已百弊丛生的漕务能够正常运转，成了道光寝食难安的燃眉之急。
　　安徽查亏固然重要，但也是区域性的问题，漕务却是国家大事，孰轻孰重一目了然。道光元年六月廿日，道光皇帝撤销了成龄的漕运总督职务，李鸿宾又一次临危受命接任漕运总督。
　　清朝漕务，水深渊深。自上至下贪赃枉法、巧取盘剥、中饱私囊者大有人在，船户割据占水为王，粮帮船舵设教立派，敛财者无所不用其极，官民交困、苦其久矣。李鸿宾任漕运总督一年多，发现了诸多问题，解决了一些问题，道光多次称其“所办甚好”。
　　七月一日《奏为奉旨补授漕运总督谢恩事》，到道光二年（1822）十月十九日《奏报交卸漕督印务起程前赴新任日期事》，十五个半月时间，共约上110余道奏章，从这些奏章中，我们可以大约知道李鸿宾做了如下工作：
　　首先，核定人数，不增加冗员。认为人数已经够用，如果安排得当还略有闲人，按惯例兵部每年增加一定数量漕兵，上章奏请暂停一年。
　　其次，清代运河各闸上下水面的落差大约有6～10英尺，漕船过闸需要雇请短工拉纤。各地纤夫被夫头控制，夫头又与不肖官员串通一气，既压榨纤夫又增加漕运费用，早被视为漕害。李鸿宾从整治夫头入手，将“刁横夫头，尽行革退”。再根据各闸水势，确定用工数额，并刊刻在木板上公布于众，以绝浮冒。这些举动，被道光极力称赞。
　　第三，对破朽的漕运船只修补、新造。李鸿宾验明，有190艘已经运满十年船身破朽的船只，需要核销新造。以往，新船由江西承造，造船费用也全部由江西承担，运送的却是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六省漕粮。李鸿宾上《奏为黄河口官拨船只现届满号应行分别修造并将旧议造费酌量匀派事》奏章，道光帝也认为由江西独自承担造船费用“未免偏枯”，改由六省分摊。
　　第四，体恤底层船工。在这之前，漕船损坏，不分清红皂白，旗丁都要赔偿损失的漕粮和损坏的漕船。李鸿宾认为旗丁“不胜苦累”，奏请同意酌量减少旗丁赔偿。道光二年四月，江西铅山、永建两帮三船，先后在黄河遇风漂没。在李鸿宾奏请下，道光叹息：“情殊可悯”，谕令损失的漕粮全部免赔，损坏的漕船由官府出钱出料重新造船，并要求粮道“妥为抚恤”。湖南张姓旗丁屯田被淹，李鸿宾一面请巡抚派员确认受灾情况，一面向皇上奏报该旗丁面临的难处，并得到道光皇帝朱批。一位漕务最底层的旗丁家的屯田受灾，贵为封疆的李鸿宾，不仅协调巡抚这样省一级的最高行政长官，更是直达天听，得到皇帝的朱笔御批，中外历史上恐怕都是罕见的。
　　道光二年（1822）九月，任李鸿宾为湖广总督。在清代官僚体系中，总督的地位也有高低之别，漕运、河道二总督处末位，直隶、两江、湖广三总督居前。李鸿宾从漕运总督改任湖广总督，是地位的提升，也是道光对他漕运总督任职时期的肯定。
　　李鸿宾任湖广总督差不多四年，向道光上奏章约620余道，涉及军、政、经、民各个方面。设立售盐公局改革盐政被道光所称许，并同意“永远遵行”。盐政是中国历代国计民生之要政，盐法是清朝四大财赋来源之一，其在财政中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嘉庆末年，淮盐严重滞销，盐船长期积压口岸，淮盐滞销令国家课税受到极大影响。道光元年一改既往“按盐船到岸先后，由盐道验明加封，挨次轮开提售”的“封轮之法”，实行“暂停封轮，允许散卖”。然而，此举不仅未改变淮盐滞销的现状，反而加剧了两淮盐商的困境。道光四年（1824）九月，李鸿宾奏请设立售盐公局，这样办理兼顾了各方利益，“试行两月后，贩运踊跃”。次年即道光五年（1825），湖南、湖北二省定额应销盐779926引，但实际销盐801093引，多销21167引。道光每引400斤，从完不成定额，一下额外多销八百多万斤。
　　
　　道光六年（1826），五月调两广总督。十年（1830），九月授协办大学士，仍留两广总督任。从嘉庆七年（1802）授检讨开始正式走上仕途，整整经过了二十九年，位列宰辅，进入了国家重臣之列。龚自珍在《明良论》里说：“凡满洲、汉人之仕宦者，大抵由其始宦之日，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极速亦三十年。”李鸿宾就是为数极少的极速者之一。
　　李鸿宾两广总督任职头尾七年，实际不足六年，上奏章1300余道。
　　道光六年（1826），伊犁将军长龄率三万清军，进剿民族分裂势力新疆张格尔叛乱，李鸿宾奏请向西北战场支援两笔资金。一笔是广东洋商和盐商共募捐的110万两，另一笔是在粤东藩库支银30万两。预计后一笔银子，在督抚司道知府养廉银内，分10年扣还。养廉银是要发放给各级官员的，相当于广东、广西各级官员出了这笔钱。道光以“有失政体”，驳回了李鸿宾这个建议，只收了募捐的110万两。这也是来自各省最大一笔捐款，其后是两浙、淮南各100万两。
　　在李鸿宾任两广总督之前，疯狂的鸦片走私早就开始了。到道光初年，洋人的鸦片运来后，存放在停泊在外海洋面伶仃洋处的趸船上，然后用小船向境内走私。道光六年，鸦片走私出现了一种叫“快蟹”的船，速度快、火力强劲，官府缉私船无法望其项背。李鸿宾与广东水陆提督李增阶筹划，仿照快蟹式样，制造七只缉私官船。每只船上41名缉私人员，薪水都是由李鸿宾及其手下捐款资助。经过几个月巡缉，道光七年（1827）七月李鸿宾上章向道光汇报战果称：“上年冬间迄今，该匪一遇巡船，即自弃其艇而遁。陆续夺获快蟹艇六只，余多自行凿沉，黄埔、虎门海口，渐就肃清。”道光在表彰“所办甚属可嘉”的同时，认为靠捐款资助必不长久，要筹划长久之计。八月，李鸿宾通过藩库、粮道库共借银十万给盐商和当铺，每年获取一万两利息，道光又下旨每年官府动支银二千余两支持，才解决款项来源。
　　为了防止白银外流，清廷规定与外国人做生意只能以货易货。道光九年（1829）二月，李鸿宾查明粤东滨海地区，一向与外国人做生意，夷钱与制钱搀杂混用，李鸿宾奏请在规定期限内，以夷钱换制钱的方式收缴民间夷钱，获准。七月，李鸿宾议《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章程》，凡七条，对贸易、偷运等可能造成白银外流的途径，制定了相应的查缉、管制、惩罚措施。道光称赞：“均属周妥。”
　　九年五月十日，上《奏为查禁纹银出洋鸦片分销各弊会议章程事》《呈会议查禁纹银偷漏鸦片分销各章程六条清单》两道奏章。不仅对鸦片种植、销售者有非常严厉的惩罚措施，还对辖区内鸦片种植、销售失察的官员施行处罚。次年六月十七日，道光上谕内阁，称李鸿宾“所议尚为详悉”，务当“实力奉行”“有犯必惩”。十一年（1831）六月，奏《查禁栽种罂粟章程》，种植罂粟花，土地入官，照贩卖鸦片烟治罪。保甲、族长有首报责任，从州县官员到衙役兵丁到民人，各有举报、查禁责任、惩办措施。
　　十年（1830）五月初十日，上《奏为动支洋商捐输炮台工料项银添建大角山炮台事》奏章，认为大角山雄踞虎门西岸，与沙角炮台隔江对峙，扼守虎门水道出口，是“夷船”入口要路，“大角山向无炮台，应请添建”。李鸿宾的建议在六月得到道光批准，建起了大角山炮台，构成了虎门要塞的第一道防线。在后来的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的时候，清军从大角炮台打响了反抗外来侵略的“第一炮”，由此拉开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的序幕。
　　始建于明初的大鹏所城，一直是深港地区的海防卫所。道光十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奏为筹议大屿山添设大鹏右营并建立所城添拨移改官兵船只等项事》，道光十一年二月初三日上《奏为酌仪添拨大角山屿山弁兵以资巡守而重海防等事》，李鸿宾认为，从西大屿山到大鹏所城的航行距离太远，水师巡逻队难以发挥效用，请求在大屿山东涌另筑大鹏右营。添设的大鹏右营官兵，在后来的鸦片战争中发挥了很重要作用，道光十九年九龙海战中取得了抗英大捷，随后又在官涌之战中连续六战六捷，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队的士气，为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提供了有力支持。
　　道光九年发生了一件被称“延不进口”的事件。当时的行商制度，对外国人在华经商设置了诸多限制。这年九月，英国商船停泊黄浦之外不进口岸开展贸易，向李鸿宾递函提出多项要求，最关键的一项就是废除行商制度，开放自由贸易。这件事看上去是商务贸易，实际牵涉外交关系，李鸿宾之后的史实证明，商务问题处理不妥就可能会导致外交冲突甚至兵戎相见。研究中英关系史的张坤教授有专门论文《“夷情”的误读——道光九年英船“延不进口”案评述》，对这次事件进行详细解读，这里笔者仅取其要点并结合相关资料说说李鸿宾的态度和作用。一是不畏强权不惧压力。对英商以“在粤海关约纳税银六七十万两”作为筹码，“意图挟制天朝”要挟清政府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李鸿宾认为“岂能任其狡黠?”“即从此杜绝往来勿许通市”，也不能迁就英国人“妄生希冀”的“贪诈之谋”。二是作出充分准备以应对可能恶化的局势。密令广东水陆提督李增阶，饬令各营将士，暗中备战，提高警惕，以防不测。三是对英商也表达了诚意，作出适当让步，认为“有些提议值得周详考虑”。四是原则问题决不妥协。“语气温和，态度坚决”是李鸿宾对待原则问题的态度，经过反复交涉，英商逐渐降低要求，从原来的八条变为两条，增加行商和降低税费。五是争取道光皇帝支持。在事件发生、事态发展、沟通交涉、事情结束、恢复贸易及后续跟进，多次向道光进行奏报，同时表达了自己的判断、对策和理由，得到道光的肯定、支持。经过长达半年的交涉，在李鸿宾主导调停下，英商最终开舱贸易，事件和平解决，避免了一次可能升级的外交冲突。
　　两广任职期间，李鸿宾一次为民申冤，后来被写进了长篇讽谕小说《绣鞋记》中，“督宪”代称的李鸿宾是一个不阿权贵、为民作主的青天形象。小说写的是莞邑进士户部主事叶荫芝，在其母亲丧期归乡守孝，期满后仍逗留家乡，结交无赖，横行乡里，逼死平民黄成通，霸占其良田宅园。黄母叶氏告到县里，知县畏惧叶荫芝权势，接了状纸却不敢抓人。督宪李大人为黄成通告了御状，奉圣旨抓捕、审讯并定了叶荫芝死罪。虽然这是小说描写的故事，却是现实中发生过的真实事件。道光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李鸿宾上《奏为东莞县孀妇黄叶氏呈控在籍主事叶荫芝串诈致伊子自缢身亡请将该主事革审事》，认为“依例拟绞”，道光十二年三月初四日上谕“允之”，同意李鸿宾意见。道光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这时候的李鸿宾已经是戴罪之身了，依然上《奏为审拟东莞县嬬妇叶黄氏呈控在籍主事叶荫芝串诈致伊子黄成通自缢毙命案事》，最终叶荫芝被处死。
　　九年十二月十六日，道光称赞李鸿宾：“通达治体，深悉积弊”，“素称晓事，当能仰体朕意”。前一句是称赞李鸿宾治国理政能力，所谓“晓事”就是处理问题的分寸感，有尺度，有规矩，有方圆，也有尊重、包容和理解。至于“仰体朕意”，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味迎合的马屁文化。李鸿宾这一级别大臣上奏的多为天下的烦心事，哪有事事都能让皇帝称心如意的，必然是臣子与皇上一位合情合理一位通情达理，双方在大前提下相互认可。
　　十一年（1831）正月廿二，每三年一次的京察结果出笼。经道光酌定，表彰八位大员，贬责四位大员。李鸿宾在表彰之列，称：“历任封疆，实心任事。”八月入觐，赏戴花翎。八月初八日，祭先师孔子，遣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李鸿宾行礼。
　　这是多少仕途之人梦寐以求、荣耀无比的时刻啊！臣子干的事，皇上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并不会吝啬厚禄、官爵的赏赐。近二百年后的今天，笔者都能感觉到浩浩荡荡的皇恩，向李鸿宾奔涌而来。这个时候的李鸿宾，对来来的一切，应该有着梦一般瑰丽的幻想吧。谁知道呢？这竟是他人生的巅峰时刻，也成为了江西士子，在封建政坛上最后的闪耀。
　　
　　后来，有两篇文章中的部内容写出了与京察结果完全相反的李鸿宾。
　　《清史稿·李鸿宾传》载：“十三行洋商有缺，十二家联保承充，亏帑则摊偿。英领事颠地知洋行获利厚，欲以洋厮容阿华充商，诸商不允，乃贿鸿宾得之。颠地曰：‘吾以为总督若何严重，讵消数万金便营私耶！’於是始轻中国官吏。容阿华寻以淫侈耗赀逃，勿获，官帑无著，不能责诸商代偿，乃以抽分法为弥补，众商藉以渔利，夷情不服，日益多事。鸦片流行日广，漏银外洋，鸿宾屡疏陈查禁之法及禁种罂粟，并增筑虎门大角炮台，以资控御，而奉行具文，未有实效。”并在人物传记的例评中，给予李鸿宾以“簠簋不饬，贻海疆隐患”的评价。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载：“始趸船尚不过五艘，其烟至多不过四五千箱，……其突增至二十五艘、烟二万箱者，则在道光六年（1826）两广总督李鸿宾设巡船之后。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
　　第一次阅读这些文字时，我并没有多大的触动。因为，在意识深处早就形成了清朝官员腐败透顶、国民被英国鸦片残害至极的思维，李鸿宾只不过是多一个不以为多少一个不以为少的例子罢了。随着阅读李鸿宾及那个时代资料的增多，我惊讶地发现，那么重要的一部鸿篇巨制《清史稿》，那么一个著名的一个人物魏源，竟然都在以历史之名行架空历史之实，他们的这些作品，所有史实皆为臆造。好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提供了寻找资料的便捷途径，提供了让业余人士也能在某一领域疯狂阅读的可能。
　　“十三行”又称“广州十三行”“公行”“行商”“洋商”等，是广州对外贸易行业的代称，从业人员只能是中国人。
　　康熙二十五年（1686）初次招募的行商确实是十三家，后来的数量多有变化，最多时有几十家，最少时只有四五家。李鸿宾任两广总督时，道光七年（1827）同泰行倒闭，道光八年（1828）福隆行倒闭，至道光九年（1829）洋商只剩七家，其中的东生行已经债台高筑即将倒闭。如果东生行倒闭，又将直接导致另外两家破产。结合文中“十三”“十二”这两个数字，作者应该是把“十三”当作是行商自始至终的额定数量，这是把基本历史概念弄错了。
　　如有欲入行商之列者，须经其他行商同意，就是所谓“联保承充”，至于要多少家行商联保，各时期数量并不一定。前述道光九年英商“延不进口”事件，李鸿宾就向英商承诺增加行商及恢复嘉庆十八年（1813）前“一二商取保著充”旧例。因此，在李鸿宾任期内，行商数量并不是一个额定数目，不存在“有缺”。根本就没有十二家行商，何来“十二家联保承充”?
　　“英领事颠地”“洋厮容阿华”都是无中生有的人物。道光廿三年（1843）七月，距离李鸿宾两广总督被革除已经过了11年，英国第一任驻广州领事李太郭才就任，不到半年时间就卸任了，李太郭也是外国驻中国最早的领事。直到1950年，英国驻广州前后经历49位领事、总领事、副领事，也都没有“颠地”。文中容阿华尽管是代颠地行权，按规定商行名义上的主人不能是外国人颠地只能是容阿华。粤海关是直接管辖洋商的政府部门，《粤海关志》记载，道光九年（1829）四月，粤海关监督延隆向道光皇帝奏言：“是以十余年来，止（只）有闭歇之行，并无一行添设。”说明如果有容阿华这么一个人在李鸿宾任两广总督期间加入洋商，只能是在道光九年（1829）四月以后。直至道光十二年（1832）六月，新增洋商只有四家，仁和行潘文海、福顺行王大同、同顺行吴健彰、兴泰行严启昌，没有容阿华。看吧，在史书中杜撰“史实”，根本不需要什么依据，就是只手擒来。
　　“摊偿”制度是清政府管理行商的重要内容，执行起来从未手软，何况是“官帑无著”，说明欠下的是政府债务。从其后“众商藉以渔利，夷情不服”上看，处理结果似乎是损害外国商人利益弥补官帑的同时，还让行商从中获利。如果这是一个真实事件，放眼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处理广州商欠事件中，这恐怕是唯一能让中国人获得意外之利、外国人不服又只能吃哑巴亏，却又未被记录的案例。
　　《道光洋艘征抚记》还偷梁换柱地把李鸿宾去职后鸦片泛滥突破二万箱的时间，前移到李鸿宾任两广总督的道光六年，以达到移花接木误导读者的目的。清人李圭《鸦片事略》中记载是道光十二年，计23670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通商史》记载是1832-1833统计年度，为21985箱。方富泽在研究广州十三行文章中认为在道光十六年，是26200箱。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考证魏源这段文字时指出，趸船达到“二十五艘”是道光十七年。并称魏源这段与李鸿宾有关内容：“语极含混，不知所指。”历史学家蒋廷黻教授在为《鸦片战争史实考》写的序言中指出魏氏这篇文章：“史实的叙述有很多可笑的错误。”可以看到，蒋廷黻教授这句评价，同样适用于《清史稿·李鸿宾传》。
　　有一组来自英国学者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通商史》的数据，用英国数据是因为，道光前期鸦片是偷运的走私货清廷难以准确统计，英国则是对外贸易容易准确统计。本文主要是谈李鸿宾，以李鸿宾任两广总督为一段再把前后各为一段，将道光朝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19年分为三段：第一段道光元年到道光六年，两广总督是阮元，从4244箱增至12434箱增幅192.98%，净增长8190箱。第二段李鸿宾任职期间六年，从12434箱增至16550箱增幅33.1%，净增长4116箱。第三段李鸿宾去职之后七年，两广总督先后由卢坤、邓廷桢担任，从16550箱增至40200箱增幅142.9%，净增长23650箱。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基本没有阻碍。从后来的历史评价看，阮元、卢坤、邓廷桢政声皆好，邓廷桢更是因为支持林则徐禁烟被称作民族英雄。从数据看，用“突增”来描述李鸿宾任两广总督期间鸦片入口的趋势，是多么地不合适，也看不出魏氏所称“放私入口”的迹象。相反，若称巡船打击鸦片走私，抑制了可能出现的猛增势头，倒是更符合数据呈现的逻辑。
　　主政禁烟前沿广东，却没有禁绝荼毒中华大地的鸦片，肯定也有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且在他前后的广东主政者，甚至中国大大小小的直到1949年前的主政者，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没有一个是完全无辜的。
　　颠地行贿入行商的行为也不符合历史逻辑。道光九年李鸿宾承诺增加行商，还为此降低了入行门槛，由于行业风险太高，很难找到愿意入行之人。《广州记事报》在道光九年曾报道：富甲一方的黄姓地主被粤海关看中要其承充行商，遭到黄某拒绝后，竟使用酷刑逼其就范。为了免入行商，黄某向粤海关监督延隆行贿，求延隆放过自己，延隆拒不松口。
　　增加行商，既是皇上、总督、外商等各方要求，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入行商需要“殷实人家”，清廷规定外国人无任何经营权，所有销售、采购的货物只能完全交行商买卖。只有巨富人家才能取得外商、政府的信任，获得行商资格。这样的人家难逢难遇是一方面，延隆急眼了也是一方面。巧的是延隆不久去世了，黄某寡母向李鸿宾递交诉状，声称儿子若不被释放，将到京城向皇上诉冤。在李鸿宾干预下，黄姓地主才得以平安脱身，躲过为行商的劫难。
　　经济史学家、在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及近代买办等方面研究成就卓著的汪敬虞先生，统计了鸦片战争前39家行商，最终被课以重罚而破产、抄家、坐牢、充军甚至丢掉性命的有22家。种种迹象表明，“行商”在当时是一个高危职业，是富翁们避之唯恐不及的事，行贿加入就是丧失理智的笑话。
　　
　　李鸿宾命运的改变是陡转直下的，有一种猝不及防的感觉。就像李家村后的河水，作短暂的回环后，终将一路扬长而去。
　　事情的起因是史称“壬辰瑶变”，道光十二年（1832）是壬辰年，年初，湖南瑶民赵金陇起义，几个月后被清军剿灭。二月初开始，道光皇帝就不断用“五百里谕令”提醒李鸿宾，时刻注意两广瑶民动向，既要防与湖南瑶民串通，又防两广瑶民起事。虽然李鸿宾每次都作出了应对，就在清军大举进剿赵金陇时，广东省连州县八排瑶还真的起事了，并杀汛兵一名。三月初八，八排瑶起事、调七百名营兵进剿的消息送到道光面前，道光认为“兵力太单”并提醒“李鸿宾应否亲往督办，自行相度情形，酌量办理。”
　　三月廿一日，道光接李鸿宾奏报：“广东连山一带瑶匪解散”，“八排瑶人俱属安静”，“其抢劫各匪，实系八排外各冲散瑶”。就是说这次并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事件，只是少数个别瑶民的抢劫行为，并认为事件已经平息。
　　四月廿九日，湖南大获全胜的奏报传来，同时也传来广东八排瑶事件并未平息的消息。道光又发出“五百里谕令”，要李鸿宾密切注意瑶民动向，并告知湖南军队随时可以入粤“协剿”。五月初六日，道光还用“六百里各谕令知之”，湖南精锐官兵，可以随时调遣。五月初七日，一直没有等到广东消息的道光帝发出了一道措词严厉的上谕：“旷日持久，虚糜粮饷，成何事体。着该督等悉心体察。”
　　直到这个时候，李鸿宾还没有到连州。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件，在道光皇帝一再提醒下，多年来办事雷厉风行的李鸿宾，这次不知为什么迟迟没有亲自奔赴前线。
　　五月廿五日，接到已调兵六千到连州获小胜的奏章。很快李鸿宾《奏分路剿捕瑶匪情形疏》就送到了道光这里。在这道三千多字的奏章里，李鸿宾详细汇报了损兵折将战败过程。
　　原来，迟至五月十三日李鸿宾才赶到连州，与各位将官在是抚是剿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无法统一意见。李鸿宾认为“从前办理瑶案，大率以安抚了事”，说明他就是主抚的。奏章中汇报诸将争执时顺嘴提起的这句话，应该是李鸿宾在通过一个小伎俩传达自己的深意。道光围剿的态度坚决，李鸿宾深谙道光意愿，不敢明面上顶撞反对，想用似是不经意间的一句话提醒道光。
　　争论到五月廿二日，官兵才分三路向八排瑶进兵，当晚在山间驻扎，预备第二天继续进攻。二更时分，瑶民夜袭中路兵营，将火包抛入营中火药桶，导致连环爆炸，中路败退，东西两路也被瑶民打败。此战击毙瑶民六百余名，官兵伤亡、坠亡约近百人。
　　李鸿宾解释迟迟未进兵的原因是，五月之前湖南战事尚未结束，广东官兵抽派各隘口防堵赵金陇部入粤，能够派往连州进剿的官兵不足六千，所以不敢防堵并举。奏章末尾，竟有“地势所限，殊难就手，不得不详加斟酌”，“惟有仰祈圣恩稍宽时日，臣等悉心妥筹，相机赴办”等语。
　　这样的一道奏章，惹得龙颜大怒。道光发出一千多字的“五百里谕令知之”，气愤地说道：“览奏实深愤懑。”指斥李鸿宾“所奏俱系敷衍空言，尚多不实不尽”，“兵贵神速，岂有观望邻省贼匪扑灭，再行进剿之理。李鸿宾即不知兵，亦何至束手无措，一至于此。其所奏稍宽时日，殊不成话。该督等既已玩泄于前，岂宜复迁延于后。”
　　六月十七日，处分李鸿宾的第一道上谕发出，道光斥其罪状，“任其蔓延，致匪徒得以肆启狡谋”，“因循姑待”，“李鸿宾即不知兵，于地方匪徒，既不能实力查办于前。而委任统兵，复不得人。种种错谬，厥咎甚重。着交部严加议处。”“李鸿宾照溺职例议以革职，实属咎所应得。惟瑶匪尚须剿捕，调兵筹饷，正在吃紧之时。李鸿宾着拔去花翎，改为革职留任，以观后效。”
　　七月初六日，道光要求户部尚书、钦差禧恩对李鸿宾所上进剿八排瑶的奏折“是否系实在情形”进行调查，“禧恩等到粤，即明查暗访，据实具奏。”七月十四日，上谕肯定了这次广东平瑶胜利后，申报的立功人员，经禧恩等人核定没有假冒，“兹据奏，逐一考察，尚无冒滥。”要求禧恩“明查暗访”，查明李鸿宾“办理不善”导致事态扩大蔓延的原因，“据实具奏，毋稍讳饰。”八月廿日，道光公布了禧恩的调查结果：“节次所奏军情，与禧恩等所查情形亦有未符，是其含混入奏，不肯从实。”道光帝的用词是“亦有未符”，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大的问题上李鸿宾所奏与禧恩的调查是一致的，在细节上也有差异。十一月廿五日，道光发出了一道最终为李鸿宾定罪的上谕，所下结论是这样的：“节次所奏军情，讯无含混情形，尚非故意迁延。而办理不善，耽延月日，罪实难逭。”说明李鸿宾奏折说的是实情，没有谎言。但同时也称，在进兵时“夤夜猝遇贼匪，致伤兵弁，所奏率多粉饰不实。”这里的“粉饰不实”指的是“进兵”，可以理解成战场细节的描述与禧恩的奏言有差异。
　　笔者觉得，追责的原因除了打了败仗，还有两点也是重要的，一是战前没把道光反复提醒放在心上，二是打了败仗之后在奏章中表现出来的主抚畏战、退缩不前的态度。
　　此后，开始对李鸿宾启动治罪程序。八月廿日，上谕“李鸿宾着革职来京交部治罪”。九月初八日，上谕“着禧恩等派委妥员押解来京”，“俟押解到京，交刑部治罪。着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堂官审拟具奏”。闰九月初二日，禧恩上《奏为派员押解革员李鸿宾刘荣庆赶赴进京事》，押解上路。九月十四日，禧恩上《奏为代奏奉谕李鸿宾革职来京治罪谢恩事》，押解到京。九月十五日，上谕“已降旨押解来京交部治罪外，所有军需例准开销银两内，自五月廿二日起，至八月廿九日止，一切支销银款，着落李鸿宾赔缴三成。”十一月廿五日，大学士长龄等会奏，请将李鸿宾等从重治罪，上谕“仅罚赔三成军需银两，尚不足以示惩，李鸿宾着从重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
　　道光十三年（1833）七月十二日，李鸿宾到达乌鲁木齐，安排在都统衙门效力，次子李儒郁一直陪侍身边照顾，算是道光皇帝法外开恩。十四年（1834）二月初十日，上谕释遣戍新疆已革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李鸿宾回籍，三月廿日起程赴京。七月初六日，上谕“赏遣戍释回已革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李鸿宾翰林院编修。”十五年（1835），请假回籍修墓，在籍患病，从此归居沙河故居。罚赔的军需银两一直未免，直到咸丰年间还由其家属继续缴纳。
　　道光廿六年（1846）二月三日，江西巡抚吴文镕上《奏为在籍翰林院編修李鸿宾因病身故由》，称：“据九江府知府刘炽昌详报，在籍翰林院编修李鸿宾，于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因病身故”。
　　李鸿宾任事雷厉风行，多次被委以重任，几乎不辱使命，深得嘉、道二帝赏识。在漕务、盐政、海防上均有所建树，在打击鸦片走私、防止白银外流以及对外贸易上也做了一些努力。可能是出身平民的缘故，他对民生疾苦常常倾注了较大的同情。作为宰辅并主政两广的枢机重臣，面对中英关系发展、鸦片入口等后来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问题，他却没有作出从根本上、妥善、彻底解决的政治实践。从这一点可看到，李鸿宾并没有推动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远见、愿望、气魄和能力，只是一位有所为的封建官僚。
　　
　　连州之败，魏源《道光湖粤平瑶记》载：“李鸿宾遂以五月十三日，同提督率兵六千，三路进八排。瑶首八人出山跪迎，请缚黄瓜寨逆瑶以献，李鸿宾收斩之，奏称杀贼七百。于是，瑶皆负嵎死拒。瑶山周围四百余里，峒险箐密，军无侦探，瑶铲要路，伏隘狼突。官兵惊溃，自相挤坠。三路皆败，游击、都司以下，死者数十，士卒死者千计。以行营硝药失火误焚伤亡奏，而劾提督刘荣庆老病，上褫鸿宾职。”《清史稿·李鸿宾传》载：“……禧恩言：‘粤兵多食鸦片，不耐山险，鸿宾陈奏不实。’”
　　魏源的描述几乎没有一处与李鸿宾的奏章一致。开战时间提前了九天，把战果从“六百”改为“七百”，伤亡人数从近百人扩大到将官数十、兵士千计。战败的原因更是离奇，完全就是一次无接触事故，双方都没有交战，官兵都是被深山密林吓得掉下山崖摔死、摔伤，并以失火为由掩盖官兵死伤的真相。还编造了“收斩”“瑶首八人”激起瑶民“负嵎死拒”的故事。李鸿宾奏章是经过多次调查被认定真实无谎，可以认为魏氏文章满纸臆造，完全就是演绎出来的。而《清史稿》中的“禧恩言”并不是禧恩最终的结论。
　　由于《清史稿·李鸿宾传》及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道光湖粤平瑶记》这三篇文章中的部分内容，对李鸿宾任两广总督时的负面记载和评价，造成了社会上对李鸿宾的诸多曲解。
　　好在历史学界是有辨别力的，如：国史馆存有章钰、王崇烈、张之洞、翁同书、车顺轨等纂辑的多种版本《李鸿宾传》，《国朝耆献类征初编》《词林辑略》《续碑传集》《啸亭续录》《清代河臣传》《江西通志稿》《九江府志》《德化县志》《江西省人物志》《九江市志》等书所载《李鸿宾传》等，就笔者查阅的清、民国典籍及地方志约二百余种一千三百余条与李鸿宾有关的材料看，均未出现这三篇文章中的负面记载和评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编撰的《九江县志》、地方文史资料以及九江地方文史作者在介绍李鸿宾时，完全复制了这三篇文章中的负面记载和评价，还把“收斩”“瑶首八人”总结为“杀良冒功”。柴桑区人民政府官网《走进柴桑·名人轶事》栏目，显示发布日期为2008年9月29日，以《李鸿宾（1767—1846）》为题的李鸿宾小传，除了个别错字，其它都是照搬《九江县志·李鸿宾传》。这些带有完全官方或官方色彩的信息，是李鸿宾在家乡被污名化的权威途径之一。
　　溯源对李鸿宾评价与《九江县志》一致的文章，更早的有两篇，一是刊登在1985年10月《九江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署名刘晓祥的《清代两广总督李鸿宾其人其事》。另一篇刊登在《南方文物》和《江西文物》，而且都是1989年第3期，署名也是刘晓祥的《清两广总督李鸿宾墓志考》。《九江县志·李鸿宾传》很可能就是根据这两篇文章来撰写的。刘晓祥先生当时是九江县陶渊明纪念馆工作人员，是笔者也是九江文史界敬重的九江文史名家之一，但敬重不应该影响对他文章的讨论。
　　前文四个小标题“世代书香，一门科甲”“官运亨通，圣眷优隆”“丧脸辱国，贪赃枉法”“杀良冒功，兵败谪戍”，以上述三文的负面记载和评价为核心，加上较多的发挥，如：贪赃枉法，导致英国人“潜蓄侵华野心，日益妄生事端，终于酿成了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量的灾难。”鸦片战争“追溯其发生发展的因果关系，李氏对这一事件确有难以推卸的罪责。”进剿八排瑶时“杀良冒功”。文章对李鸿宾的定性是：“无德无能，只是善于因时利势”，“没有给人民做出什么业绩，也未为家乡办过多少有益的事情”，“曾参与过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如在鸦片战争前受贿放鸦片入口和镇压广东的少数民族起义，曾起过不少坏的作用。据此应该说他仍是一个误国害民的封建官僚。”后文大段摘引上述三文的负面记载和评价，解读德化进士李昭美撰写的李鸿宾墓志，加上作者自己的推测，基本沿袭了前文的基调，称李鸿宾“居官三十年，没有什么显著政绩可言，墓志未予颂扬；任两广总督时贪赃枉法、杀良冒功墓志也未作披露。”李昭美这篇墓志，叙述李鸿宾一生仕宦历程，有一个异于一般墓志的特点，没有遵循惯例写一段铭赞，并以“篇末不缀铭赞语，意盖从实焉耳”这句话，表达了“述而不作”的态度，刘晓祥却认为是“作者不愿意违心地吹捧死者”。这样违背认知的判断，说明思想真的能够蒙住思维蒙住知识的眼睛。
　　二百年前，李氏家门可谓门庭荣耀辉煌至极，旧宅所在地，如今已为近十多年建起的各种建筑所覆盖，仅有“鸿宾一支巷”“鸿宾二支巷”两条大约300来米支路，提醒有心人此地曾经与“鸿宾”有关。不仅李府不见片瓦，其屋场也没有踪影。沧桑变化，不禁让人唏嘘。那有毁有誉的记载躺在文字深处，多毁少誉的传说在柴桑一隅市井凡尘说来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