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开满桃花的诗人

　　和读到里尔克的《果园》、泰戈尔的《飞鸟集》、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歌德的《漫游者的夜歌》一样，当我读完诗人崔荣德的诗集《把春天让给桃花》，内心再一次被一种深邃的宁静所充满。这份宁静并非空无一物，而是如同雨后的山林，万物澄明，生机在寂静中暗自蓬勃。
　　我仿佛跟随诗人的笔触，赤足来到了云雾缭绕的乌江边上。风的手掌细腻而温柔，拂过面颊；碧绿的江水深处，仿佛有青鲫正拱起背脊，搅动一江霞光；那涛声裹着千年的水汽与夕阳的余温，一阵阵拍打心房，其间隐约交织着纤夫古老而坚韧的号子，一声长，一声短。龚滩古镇的石板路在眼前延伸，笑吟吟的小娘子挎着竹篮，身影袅袅，仿佛刚从某首古老的民歌中走出来……这片刻的“出神”尚未结束，场景又倏然转换。我发现自己置身于后坪的山野，站在一群眼眸清亮的孩子中间。我们一同仰头，看天空的云朵如何慵懒地舒卷，听树梢的鸣蝉如何不知疲倦地歌唱。我们踏着柔软的草甸前行，攀缘冰凉的岩石向上，最后索性张开手臂，像草叶一样，随着山风尽情起舞。诗，就这样成了最自由的通行证。
　　我敢断言，诗人崔荣德的魂魄，早已和他笔下的乌江、干田堡、后坪、马王场、菖蒲盖、张家湾，以及那些地方生生不息的苦荞花、沉默的落日、洁净的雪、安详的黄昏、孤傲的鹰、欢腾的溪沟、寂静的花谷、倔强的野草、脸庞红润的妹子、怀抱金黄的玉米、嬉闹的孩童、叽喳的麻雀、光滑的鹅卵石、温顺的羊群和皱纹里刻满故事的老人，彻底融为了一体。他不再是一个外来的观察者或抒情者，他就是从那片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一株植物，呼吸着那里的空气，承受着那里的风霜。这种融合，在他的诗行中化为了最本真的命名冲动：
　　找不到借口，我只能/叫荞花，一切低微/都源自高寒阳光从山那边来/天空高远。我把我这/翠绿的叶子/叫做后坪头顶粉红/我的心一片洁白/再也找不到命名的/借口，我只能叫/荞花 (P.51 《遍地都是荞花》)
　　读完这首诗，一种深切的感动萦绕不去。这种感动源于一种“认命”般的坦诚与挚爱。诗人坦然接受了自己与这片土地共有的“低微”与“高寒”，并将自己的翠绿、粉红与洁白，毫无保留地献祭给了“荞花”这个共同的名称。在这里，诗人与物象的界限消弭了，诗，成了生命存在最直接的证据。诗人是普通人，离不开自己独有的土壤，这土壤，也正是他诗歌全部养分的来源。
　　因此，从崔荣德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诗，便携带了一种“天然去雕饰”的基因。它们有着后坪山野间旷日持久的孤独感，有着乌江山水未经粉饰的淳朴野趣，更闪烁着一种属于土地本身的、扎实的智慧、幽默与哲学。这智慧，是通透而狡黠的，如同溪水中的卵石，被岁月打磨得圆润而光亮：“它说天只有井大/我绝不会站在鸟儿那边/为争一个输赢，搞得/双方耳红面赤”(P.151 《对一只井底之蛙的重新认识》)。这不作评判的“不站边”，恰恰是对狭隘争论最深刻的超越，是一种扎根于生活经验的生存哲学。
　　他的幽默，则是温热而充满生命力的，带着泥土的腥气与阳光的温度，我愿称之为“崔荣德派的幽默”：
　　一头种猪，它知道又有一桩好事/在它前面等着，它的内心/是多么的喜悦再过几个月，村村寨寨的所有母猪/都要为自己生下孩子，这头种猪/在公路上一边哼哼地唱歌一边大摇大摆地走 (P.175 《一头种猪在公路上大摇大摆地走着》)
　　这画面感如此强烈，甚至有些“粗俗”的喜庆。诗人以平等乃至尊重的目光，注视着一头种猪的“事业”与“喜悦”，没有丝毫的知识分子式的嘲弄或猎奇，只有对生命本能最质朴的观察与呈现。这种幽默，源于对乡村生活肌理最深处的熟稔与亲近，是书斋里无法虚构的生机。
　　更妙的是，他能将古老的寓言，点化成活生生的乡村思辨，让古典哲学在当下的生活场景中重新发芽：
　　在自家的屋檐/取自己的铃耳朵边有蚊子在飞/我不用手捂住/蚊子飞进耳道咋办不要捕风捉影了/不要嗤笑我/自欺欺人(P.209 《中国寓言故事·掩耳盗铃》)
　　“自家的屋檐”“自己的铃”“耳边的蚊子”，这些具体而细微的日常元素，瞬间将那个著名的哲学讽刺，拉回到了一个乡村教师切实的、充满生活质感的忧虑之中。于是，“自欺”不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评判，而成了一个可以触摸的、带有体温的生存困境。这种从生活本身出发，抵达朴素哲学层面的能力，让他的诗在轻松诙谐之下，蕴含着沉实的思辨重量。
　　读完整部诗集，如同完成了一次山野漫游，身心俱畅。像是在林间偶然捡到一捧清香的蘑菇，在溪沟里亲手摸到几尾活蹦乱跳的野鱼，抑或，一抬头，恰好看见一行白鹭，以最优美的弧线划过湛蓝的天际。爱不释手之下，再读一遍，一个鲜明的意象便再也无法忽视——桃花。我忽然觉得，不是诗人“犯了桃花”，倒像是桃花那绚烂而短暂的宿命，“犯了”崔荣德。诗集中的桃花元素无处不在，灿烂地绽放，安静地凋零，仿佛诗人自己就是一棵行走在乌江山水之间的桃树。春天来了，他便开花，是那种不争不抢、却足以点亮一整个山坳的明媚；夏天来了，他便静静挂果，将阳光雨露的滋味默默积攒；秋天来了，他的枝头便捧出红润甜美的果实。他的每一首诗，都像是这棵桃树上的一片青翠的叶、一朵艳丽的花、一颗甜美的果，共同构成一个完整而自足的生命循环。由此，崔荣德的诗，在我读来，便如同一位从乌江边山水间走出的乡村美少妇，浑身散发着素静中的繁华、淡雅里的明亮、质朴内蕴的温柔。我这样说，绝非意图将他简单地标记为“桃花体”或“艳体”诗人，仅仅是想表达，诗人对于桃花所倾注的那种诗歌情愫，已然浓得化不开，成了他精神血脉里的一抹亮色。
　　由此可见，诗人长期浸润于乌江的浩渺与后坪的幽深，接受花草虫鱼、风雨云雾最直接的滋养，已然养成了近乎自然的天性。然而，他的内心并非静止，那里始终涌动着一种向往与寻觅，如同藤蔓渴望攀缘更高的天空，雾气执着于上升凝聚，云朵梦想着飞扬飘散，庄稼默默向着成熟成长。诗人将这一切内在的、蓬勃的精神运动，都巧妙地附着、寄托在“桃花”这一极具东方诗意的意象之上，从而获得了一种充满美感的释放。最终，他那珠玉般温润剔透的内心，仿佛真的长成了一棵树，开出一树灼灼其华的花，并期待着结出饱满而甜蜜的生命的果子。
　　“把春天让给桃花”——诗集命名本身，就是一个深具光芒的举动，它包含着一个深刻的伦理命题。在人类中心主义早已成为思维无意识的现代性叙事中，人总是理所当然地占据着观察、命名、评价乃至掠夺的中心位置。春天是“我们的”春天，桃花是“我们的”观赏对象、情感寄托或文化符号。崔荣德的这个“让”字，首先便是对这种顽固中心位置的主动撤离与谦卑退让。在他的诗行间，我们反复与这种让渡的姿态相遇：
　　从春天走来，从大唐走来/桃花，我不知道你是/谁家的女儿娉婷的身材，白里透红的/肌肤，唐朝的烟花柳巷/找不到你的影子，你把平仄/种植在乡野，温柔娴淑(P.116 《与一朵桃花相遇》)
　　诗人以近乎朝圣的笔调，追溯桃花的“身世”，却坦言“我不知道你是谁家的女儿”。这里没有占有式的定义，只有充满距离的欣赏与追问。桃花的美，不属于任何一个时代或场所（包括鼎盛的唐朝），它只属于“乡野”，拥有独立的、娴淑的生命。
　　把春天让给桃花/我已经错过了春的季节/桃花白里透红，我的白发/只属于自己，属于自己/一生的珍藏(P.117 《把春天让给桃花》)
　　这是一种更决绝的让渡。诗人坦然承认自己生命的时序（“错过了春的季节”，“我的白发”），并将完整的、绚烂的“春天”主权，交付给桃花。他的“退场”，恰恰是为了让桃花能够以其本真的姿态“在场”并绽放。这种让渡绝非消极的退缩，而是一种积极的、充满敬意的伦理重构。通过创作主体的有意退隐，那些在诗歌中长期处于被注视、被定义、被抒情的“物”——桃花、露水、虫鸣、山峦、田野、牲畜——得以从客体位置中解脱，重新获得自身的完整性、神秘性和主体性。它们开始“言说”：
　　你必须得弯下身子/顺着深深的幽谷，进入/洞口，里面才会/豁然开朗……在桃花源你大可不必担心/山中方几日世上几千年/在这里，你直管让隐忍/尽情地穿越古今/就像洞口的桃花/把自己内心的秘密/全部说出(P.99 《在桃花源》)
　　发现“桃花源”的前提，是“弯下身子”。而桃花源的魅力，在于它能让人“尽情地穿越古今”，而这一切的见证与言说者，是“洞口的桃花”。桃花不再是诗人情感投射的客体，它本身成了一个能“把自己内心的秘密/全部说出”的主体。这种物我关系的重构，为崔荣德的诗歌奠定了一种质朴而坚实的存在论根基——诗，不再是人单向度的抒情，而是人与自然万物的一场平等对话。
　　这种“让渡伦理”在他的乡村书写中尤为突出。他的诗里，既没有田园牧歌式的浪漫化滤镜，也剔除了居高临下的知识分子式悲悯。他更像一个从土地深处自然生长出来的“记录者”与“翻译者”，忠实地记录着土地与作物、天气与人、牲畜与村庄之间那种古老、原始而又生机勃勃的“对话”：
　　不是每个人/都能走进桃花源/走进桃花源/你除了准备一本/经卷，还得有一把锄/外加两株菊走进桃花源/我手持经卷读史读今/读三千年烟云更多的日子/我和彭城县令一起/“采菊东篱下/荷锄带月归”(P.101 《走进桃花源》)
　　进入诗意的桃源，需要的不仅是精神的“经卷”，更是劳作的“锄头”和具体的“菊”。诗人理想的生存图景，是与陶渊明合一，“带月荷锄归”。在这里，精神沉思与身体劳作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走进”并“生活在”桃花源的全部资格。诗歌，便是这劳作与沉思共同结出的果实。
　　我实在是羡慕崔荣德，因为他拥有一颗与万物通灵、无比通透的玲珑诗心。自然物象无处不在，但并非人人都能与之对话；诗人众多，也并非每位诗人都能在心田里培育出那片灿烂的桃花。而崔荣德做到了，他成了那个幸运的、被桃花“选中”的人。这份幸运，深深得益于他血脉中与乌江土地的牢固根脉，得益于他数十年如一日的炽热凝望与倾听，也得益于他像一棵真正的桃树那样，将思想的根须深深扎进故乡的山坡，任凭风雨，默默生长。只不过，他最终绽放的桃花，不是开在枝头，而是无比绚烂、却又质朴无华地开在了他的心里，开在了他每一行诗的字里行间。
　　在诗集《把春天让给桃花》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位在“让渡”与“扎根”的信念中默默耕耘的诗人形象。他的诗歌，如同他反复书写、深深爱恋的那些深山里静静开放、又默默凋零的桃花，从不谋求去占据、代言整个春天。它们只是在属于自己的节气、属于自己的角落，完成生命最本真、最饱满的一次绽放。这种绽放，因其谦卑退让的姿态，反而获得了某种高贵；因其扎根于实实在在的土壤，反而生发出一股沉静而持久的力量。崔荣德以其独特而坚定的诗歌实践，向我们昭示了一种珍贵的可能：有时，主动的退让，恰恰是最为坚实的存在宣言；将春天慷慨地让给桃花，或许，我们才能真正地拥有一个完整、丰富而真实的春天。
　　时下诗坛，写作者如过江之鲫，其中不少作品却令人难以恭维。那些脱离生命体验、云里雾里、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除了制造阅读的隔阂与疲惫，实在难以给人更多的馈赠。作为一个真诚的诗歌爱好者，我始终更倾心于那些能与大地、与自然、与具体生活真切通灵的作品。因此，像崔荣德这般，心中真正开满桃花，诗行中流淌着土地体温与生命智慧的诗人，显得如此不可多得，我自然对其作品，喜爱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