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脉的接续与延伸

　　当我去考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当代彝族诗人的诗歌写作时，我总是有意无意地用“历史的眼光”来评价和衡量他们写作的历史价值、贡献与地位。从时间线上看，这批人都具有了近40年或40年以上的创作历程，虽然其中大多数依然还活跃于当下的诗歌界、文学界，甚至是当前的中流砥柱，但我认为这样的创作时长已足以作出某种相应的历史性总结、评价与定位。阿库乌雾是这样一批彝族诗人中的重要一分子，但在我多年间关注评论了不少当代彝族诗人的情况下，对他却除了零零星星的一些短评，因为一直未能完整而系统阅读其著作而没有成篇地评议过他的作品。而如本文开头所说，当我面对阿库乌雾这样有近40年的创作历程，并取得了卓著成果的诗人及其创作情况时，首先跳上我脑海的，是阿库乌雾在彝族诗歌历史上的重要功绩与贡献，而不是其具体的文本、作品。所以，作为第一次对阿库乌雾创作的完整梳理和评论文章，不从他整体性的历史贡献入手而只是抓住其作品进行评议我觉得是不够的、不完整不全面的：阿库乌雾的文学创作不仅仅具有文本的意义、文学的意义，而更具有社会的、现实的意义及民族的、历史的意义。阿库乌雾是在当代彝族文学史上为数不多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人物之一。
　　而我也不知道自己如此着手这篇文章的写作是否也受到了我这样的潜意识影响，或者说是一种我自己的策略和嗜好：我总是偏于“整体性”去把握和评议一个作家诗人而不单是沉溺于具体的作品分析，并且越来越“迷信”于“历史”，尽管我也知道不应该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历史主义者，因而对此尽力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我越来越切实地感受到唯有“历史”才是长久的，具有不死的生命力，其余的或许都是生命和生活当时、当下的“填充物”（具体内容和过程），是临时性的真实。事物的转瞬即逝和伪永恒其实是不言而喻的，这注定了变动不居是事物的一个重要属性甚至是本质属性，唯有沉淀下来成为历史本身或历史的一页、历史里闪光的珠子的，才是成了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的东西。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不断地探索和发展变化过程中，在彝族文学史上起到普遍推动作用、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个体人物毕竟是屈指可数的。彝族文学史上“普遍推动”并使之发展变化的，更多是时代和群体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从客观事实上来说，阿库乌雾有幸成了或者说必将成为这屈指可数的人中的一个。

　　一、阿库乌雾彝汉双语文学创作在彝族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简论

　　作为一个彝族学者型诗人、评论家、翻译家、教授，阿库乌雾以彝汉双语的创作、理论、翻译、教育与传播的多重贡献，构筑了彝族现代诗歌的精神高地与独特艺术景观，是彝族诗歌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转折者、当代彝族诗歌的里程碑式人物之一，被誉为彝族母语新诗的奠基人、彝汉双语创作的典范和标杆，在彝族诗歌史上具有开创性、规范性的引领作用与地位。所以我们说阿库乌雾是在当代彝族文学史上为数不多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人物之一。阿库乌雾的开创性与影响力已获广泛认同，学界亦不乏“开创者”“奠基人”之类的定位；但从彝族文学史维度，对其历史贡献与意义展开系统、整体梳理的专题研究尚不多见。在我看来，吉狄马加和阿库乌雾是为数不多的在当代彝族文学史上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人，前者把彝族汉语诗歌进行发扬光大并推向全国、全世界，后者在彝族母语诗歌上所做的探索和贡献有目共睹、众所周知。如果说吉狄马加及其创作更多的是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承载（特别体现在其创作的世界视野、近年来的长诗创作），那么阿库乌雾及其创作更多的是具有了“民族性”的意义承载（特别体现在其数十年如一日的彝族母语创作和理论研究），他们是划时代地从根本上突破传统、开拓全新方向并对整个族群起到带动性作用的开创者，不同于其他只是在某种文风或创作手法上具有创新性、革命性而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人。他们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连同为数众多的创作者共同推动当代彝族诗歌进入全国甚至是全球的视野。
　　如前面提及的，虽然阿库乌雾在彝族文学特别是“第二母语”的创作、彝汉双语的创作（文本贡献）和理论研究、彝族文学（包括文化精神）传播等方面做了近40年身体力行的实践、探索，其历史贡献，不管是在文学界、学界，还是在社会、民间和民众中，都具有极高且公认的认可度，但我们看到，对于“阿库乌雾是在当代彝族文学史上为数不多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人物之一”这样的“定论”式评价，还鲜有人明确提出。而我认为，对此进行研究讨论并提出是必要的、有意义的，理应将其归为研究彝族文学、彝族文学史的范围内或者说视野内。这不仅是对于为彝族文学耕耘了近半生且成果卓著者的肯定性客观、公允评价，更是正确认识彝族文学发展史的必要，是对彝族文学史客观存在的有益补充。阜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安徽大学博士生导师李长中在其《重构诗歌的价值坐标——论阿库乌雾的诗与诗学》一文中就提到阿库乌雾的诗与诗学有着持续的互文性，他的多语种诗歌彰显出全球化语境下“跨文明写作”的在场意义，而“如何在彝人、学者、诗评家与诗人等多重身份构置的阐释框架内，重估阿库乌雾在当代诗歌价值构建中的意义，成为学界亟待回应的重要论题。”
　　说到彝族文学的“文学史意义”，不可否认，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不断的探索和发展变化过程中，特别是在现当代以来，必然产生了不少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人，但其中绝大部分只具有在文学题材、手法、文本价值以及个人的创作成就和贡献等方面的文学史意义，这更多的是具有个人或群体的意义、文本的意义而非普遍的社会意义。在彝族文学史上起到普遍推动作用、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个体人物，并非寻常的赶路人、仅仅为自我进行创作的人，而是身负民族文化使命、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精神担当的天选之人。
　　阿库乌雾1964年出生在凉山一个彝家山寨，从小受到《勒俄特依》等彝族传统史诗和民间歌谣的影响。大约在1988年开始创作。1994年出版彝族文学史上第一部母语现代诗集《冬天的河流》，1998年出版彝族文学史上第一部母语散文诗集《虎迹》，另外先后出版汉语诗集《走出巫界》(1995)、《阿库乌雾诗歌选》(2004)、《神巫的祝咒——阿库乌雾人类学散文集》(2009) 、《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论》（2001）、《双语人生的诗化创造——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与实践》（2015）、《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研究》（2023）等20余部彝、汉双语诗集、散文集及文学理论评论著作。2006 年，《虎迹》在美国以《Tiger Traces》之名出版，是彝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彝英对照版诗集；他还出版了《凯欧蒂神迹——阿库乌雾旅美诗歌选》（汉、英双语版，2015）等翻译作品。迄今，他发表论文70余篇，诗歌作品被翻译成近10余种语言在各地出版发行。
　　作为学者和教育工作者，阿库乌雾发表文学演讲，开展彝族诗歌、彝族文学教育宣传和探讨会的场次不计其数。并且从2005年以来，阿库乌雾以教授、彝族诗人的身份，先后多次到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英国、希腊等国家进行访学和讲学活动，足迹遍布十余个国家和地区。他系统规范彝文新诗的书写，开启彝族母语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之路，作品入选大中小学彝语文教材，并在彝区广为传诵，并成为彝族当代诗歌的标准与范本，在彝族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奠基性与标志性意义；作为一个彝、汉双语诗人，他将民族文化基因与现代诗艺融合，其汉语写作被称为“第二母语”，丰富了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的表达维度；在彝、汉双语创作实践中提出“母语诗学”理论、“文化混血”“文学混血”及“第二母语写作”等理论命题，丰富了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理论表达维度。阿库乌雾的作品与理论不仅深刻塑造了当代彝族诗歌的面貌，在彝族文学史上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奠基性与标志性意义，他的例如“母语诗学“文化混血”“文学混血”等相关少数民族诗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建设，同样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研究领域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以上是对阿库乌雾的创作及研究在彝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之重要贡献的简单梳理和总结。下面结合彝族文学各阶段的简要划分，对其在这过程中的意义进行一些阐释和评议。

　　二、透过彝族文学各阶段简要划分观察阿库乌雾创作及其“文化阵痛”

　　我个人认为，彝族文学（诗歌）大体上可以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和成立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可以笼统的称为“旧文学（旧诗歌）”或“传统文学（传统诗歌）”，从广义上来说，它更多属于民间口耳相传文学范畴；后一阶段可以称为“新文学（新诗歌）”或“作家文学（诗家诗歌）”，它属于文人文学、书面文学。这样划分的依据有二：一是彝族社会历史形态的变化主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特别是在1956-1958年“民主更改”之后）作为分水岭，由此形成“一步跨千年”的巨变；二是彝族文学（诗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都是处于传统化的旧文学时期，并且主要是母语创作和口头文学，发展变化小而缓慢，这个阶段的彝族文学主要以“有口皆歌、无歌不诗”的诗歌为主——诗歌是彝族的母语、思维和生活方式，而诗歌以集体创作和口头性、程式化的五言及三段式结构为主，音律上重音节韵、修辞上好譬喻、排比和比拟，内容上重溯源。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彝族文学/诗歌得到了迅速发展，在不断探索和发展进步中，彝族母语文学、母语诗歌和彝族汉语文学、汉语诗歌齐头并进，除了诗歌，还有散文、散文诗、小说、评论等各种文体得到飞跃式发展，其中有些甚至是在从无到有中发展起来的，文学生态、文学景观及创作风貌、创作手法、精神样态、表达样式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区别巨大。
　　其中第二阶段又可以细分为四个时期：（1）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2）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3）从2000年到2020年，（4）从2020年到现在。这四个时期分别对应“赞颂”“觉醒”“忧思”“融入”这样的关键词：第一时期，其明显的整体性特征是赞颂，以李乔的小说《欢笑的金沙江》（1956年2月出版）和吴琪拉达的“颂扬诗”（即“奴隶解放之歌”）为代表（《欢笑的金沙江》曾由中国教育学会以“中华爱国主义名著文库”的名义出版，而有评论家指出，“奴隶解放之歌”是吴琪拉达20 世纪50年代所创作的诗歌总主题，也是其40多年诗歌创作的基本主题——对吴琪拉达诗歌创作的总结评价转自阿库乌雾所著《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研究》第116页）；第二时期最明显的特征是自我认知和自我身份意识的觉醒，以吉狄马加的名作《自画像》为代表（发表于1985年3月号《诗刊》）；第三时期最明显的特征是因为文化的同质化、社会处于深度转型期之际传统文化受到空前冲击而让人反思甚至是忧思，这个阶段属于文化阵痛时期；第四时期的主要特点是面对全球一体化和大数据、AI时代的大融入、大和解，整体性主动融入世界并普遍性与其进行对话，属于“深度融入和对话性文学”。而阿库乌雾就是第三时期的典型代表。我相信，不管是从当下的视角来看，还是以将来的回顾性的视角来看，阿库乌雾是时代的良知，也是为时代做出了贡献的人：说他是时代的良知，是因为他对传统和传统文化的丢失、丢弃是持批判态度甚至是痛心疾首的，以及他对彝族文化的根脉从“骨髓”里的呵护、捍卫与追寻意志，和对彝族文化传统的自觉继承与反思意志；说他是为时代做出了贡献的人，是因为他不仅批判与反思，他还身体力行付诸文字著作和教育传扬的行动，为时代进行发声、记录甚至是“命名”。诗歌理论家、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耿占春在阿库乌雾2015年出版的《混血时代》的序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彝族诗人、学者阿库乌雾把这个时代命名为‘混血时代’，他对文化之‘混血’怀着充分的理解和极其矛盾的情感。”对此，“阿库乌雾一方面从文化史角度进入认知性的思考，又从个人偶然境遇的隐秘感知加以抵抗性的表达。阿库乌雾的文化思考经常与细节的感知处在复杂的甚至是相互悖谬的关系中。可以说，他一边充满信心地探索这个混血的时代，描述着它花样翻新的融合与创新方式，一边感受并表达着一种由于语言、文化的混血所带来的‘危机四伏的生命伦理’。”现在或者说在将来回顾这一历程，这其实就是一个“阵痛”期，是世界一体化进程中必然需要经历的一个阶段。这对每一个“过来人”都有切实的体验。而阿库乌雾就是对这种体验的具体化体现和典型性代表，是对世界文化趋同深恶痛绝的典型人物之一。阿库乌雾也在其著作《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研究》里这样总结道：“尽管诗人们具体的文化姿态不尽相同，但他们在坚守或忧思民族文化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旨归上却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形成了极其接近或大致相同的文化价值取向。”（该书第69页）而耿占春在那篇序言里如此形容：“阿库乌雾的写作与通常的研究者对母语和少数民族文化的‘抢救’叙事不同，与博物馆化的保护叙事不同，他看到的是许多文化‘血缘’的混合……也许他心中有着对‘纯粹性’的惋惜与哀悼，但总体而言，他审慎的目光依然是前瞻性的……”。
　　文学博士、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董首一在《“自在融合”的彷徨与“深层建构”的策略——“文化混血”时代彝族诗歌主体性建构研究》一文中“就彝族文学与其他文学对话中的困顿惶惑进行梳理”，认为“当代彝族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与其他文学的交流，但在交流的过程中却面临‘公共性对民族性的消解’‘现代技法对民族手法的炫或’等困境。”这样的困境其实是民族文学和文化面临世界一体化进程中的必然及对此的阵痛反映，也是对于世界文学和文化同质化的不适和反抗。董首一在该文中又写道：“为了保持彝族文学的民族性，必须从彝族文学的深层文化规则和美学传统入手寻求深层建构策略，具体包括‘以彝语语法、文化思维为规则创造第二母语’、‘以彝族根骨情结为基础表达人类的普遍哀伤’和‘以彝族口传美学为基础形塑多元艺术手法’”。
　　从上面这些专家学者的讨论，也可以佐证阿库乌雾是这样一个文学/文化阵痛时期的具体化和典型性的代表人物。
　　在这里需要作出说明的是，早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铺开，市场化、商业化、全球化同样涌进文化界，审美、趣味、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生活观念、语言、习惯、文化走向趋同，边缘的、传统的、弱势的文化面临被遮蔽、消解和同化的压力，在同质化的浪潮下，文化危机感、文化身份焦虑、文化生存困境日益凸显。而彝族作家诗人们普遍在精神和文本双向体现出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同质化忧思和焦虑，深刻反映出母语的流失、传统习俗的解体、民族文化记忆淡化等问题，并围绕文化失落、身份困惑、传统受到冲击，以及对民族文化传承、精神家园守护的主题进行深刻的表达，则主要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了，且在2000年之后这一现象才越发凸显起来，所以我们才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彝族文学“第二阶段”中“第三时期”的起始时间，划定在2000年而非20世纪90年代。
　　在这里还需要再作出补充说明的是，笔者曾在更为笼统的层面，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彝族文学（诗歌）的发展史简单地分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从2000年至今（即21世纪时期）”三个阶段（见拙文《彝族文学概述及其时代性和世界性简论——在四川省作家协会2024年全省区域<攀西>文学创作研讨会上的发言》）。而这里为什么在之前的“三个阶段简要划分法”基础上又细分成四个时期呢？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近来我发现阿库乌雾的《混血时代》是在2015年出版的，再结合其他相关研究、我个人及采访中相关人员“文化阵痛史”的具体时间段，我们发现2015年左右还属于文化阵痛“比较强烈”的时期，所以此处在之前的三个阶段划分法中，先分成两个阶段，再在第二阶段细分出了四个时期。笔者认为这并不矛盾，而只是更为笼统和更为细致地划分之间的区别。

　　三、 阿库乌雾是传统文化的坚守者，也是面向当下和未来的践行者

　　我们还需要更为“立体”地认识阿库乌雾的是，作为一个具有深刻的文化自觉和全球视野的当代学者、诗人，虽然他是文化转型时期“母语的忧伤”的典型代表，但他却是哀而不伤者。一方面，他从骨子里竭尽全能地坚守母语和母语文化。他为什么这么做？我们可以从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国太谈到母语和母语文学创作的意义时有所启发：“母语不仅是个体生命的根脉，也是民族文化的基因，坚守母语文学创作既是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延续，也是诗人理解世界和回归民族传统的途径”（《文化交融时代双语写作的诗学特征——当代彝族诗人阿库乌雾母语诗学刍议》）。另一方面，他却对“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有着清晰的认识和远见卓识的前瞻性，并为“多元语言和多语种表达及创作”“跨文化写作”在创作与理论研究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双重实践。天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治国在其《彝族诗歌的跨语际书写与民族志翻译——以阿库乌雾<凯欧蒂神迹>为例》一文指出，阿库乌雾是“彝族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学‘消逝中的坚守者’与彝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坚定践行者”，而“川观新闻”（2019年3月29日）一篇题为《阿库乌雾：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世界更加精彩》的采访文章也这样写道：“（阿库乌雾）从小生活在彝族文化环境中，接触和学习汉语文化，再后来又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多元文化背景下，多元语言的表达，一直是阿库乌雾关注和思考的问题。……阿库乌雾说，坚持使用两种语言进行文学创作，其实也让自己不断地获得新的时空观念，还有更为丰富和更加重要的内涵和外延。”并且认为，“这样的观点，也正得益于他在世界各地与各地的民族作家和学者们交流时的共鸣——正是越来越多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文学的蓬勃兴起，并取得了重要的创作成就，提供了更多样的文学形式、艺术资源和语言生态，也通过这样的方式链接上过去与现在、乡土与全球，让世界文化更加丰富精彩。”
　　阿库乌雾本人也在其著作《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研究》这样写道：“当今世界，各民族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多元对话的时代……并且正在步入一个跨国家、跨民族、跨语言的‘跨文明叙事’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第88-89页）“随着诗歌创作主体审美观念、艺术视野的国际化，文化构成、精神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以及彝民族群体生活现实的现代化，当代彝族汉语诗人们正在走向真正意义上逐步打通古今、中外、时间、空间、族际、国际和语际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跨文明书写时代。”（第91页）这是一种正确面对的积极姿态，是欢迎并“拥抱”的姿态。这是他的矛盾统一体、一枚硬币的两面。而我们只有这样去认识阿库乌雾，才是立体的、全面的。限于篇幅，这方面这里不再赘述。

　　结 语

  T.    S艾略特说：“如果一个民族不产生伟大的作家特别是伟大的诗人，这个民族的语言就会退化，文明也会退化。”真正伟大的作品、真正伟大的作家，是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而不仅仅是贡献了文本的意义、文本的价值和“圈内”的意义、“圈内”的影响力。真正伟大作家，其实是在用生命进行创作、用生命创作的形式在不断发现、书写甚至矫正自己的精神世界，是在用一生践行自我的思想认识及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阿库乌雾近40年来的文化考察、文学思考与创作实践，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他本身即是一部鲜活的“文学人类学写作”、族群写作与当代民族志，是时代精神的具象表征，更是我们认识民族文化价值、审视彝族文化存护与变迁史的一种珍贵活态镜像。他彰显了我们这个时代难得的文化良知，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

　　2026-03-07—2026-04-03完成初稿，2026-04-07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