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独轮车

　　想起独轮车，就想起独轮车驮负着的如山沉重的日子，想起父亲推车时弯腰弓背吃力前拱的姿式，想起他黢黑的脊背上被肩袢勒出的紫红色血印，还有他脊梁沟里滚淌如河的汗水。

　　想起独轮车，还会有独轮车滚动的声音在耳畔响起。那吱呀吱呀的声响，像是车轴与硬木架子彼此咬出的叹息，粗糙、单调，一声一声，仿佛从地底长出，又像咬住我的骨头，让我的身体一阵阵颤抖。

　　小时候，每到黄昏，我就蹲在家门口，听那声音从荒原深处漫过来，起初若有若无，后来渐渐清晰。当它带着父亲粗重的喘息撞进我的耳朵。我就知道，父亲回来了，他推着一座山，回来了。

　　是的，那是山——庄稼的山，柴捆的山，麻包的山，农具的山，一大家子人生计的山……山压着独轮车，独轮车压着父亲。他的腰弯成一张拉满的弓，脖颈青筋暴起，肩上的麻绳深深嵌进肉里，勒出暗红色沟壑。他把全身力气注进车把，两条腿一前一后错开，脚趾死抠着地面，磨穿的鞋底露出厚茧，每前拱一步，冻实的地面上便留下一道浅浅的白印，像是冻土也被他磨破。汗水从他的额角滚下，顺着鬓角流进颈窝，又沿着脊沟一路奔淌，在他破旧的蓝布衫上，洇出蜿蜒的河。

　　每每此时，我总会跑上去帮忙。他侧头看我一眼，嘴角咧一咧，不说话，只从喉咙里含混地哼几声，大约是让我让开。我不管，两手撑住车架，使上吃奶的力气往前推。车似乎轻了一些，父亲的腰也直起那么一点点。这时，他会投来赞许的目光，但仍然不说话。那大约是我们父子间最默契的暗号。

　　我的家在位于山东黄河入海口的利津县，往东往北，都是黄河泥沙填海后冲积出来的荒原，芦苇荡与荆条棵子一望无边。风从渤海湾刮来，咸腥潮润，刀子似地割在脸上。这里没有山，连像样的土丘也没有，地平线空荡荡的，只有风在天地间奔跑。而我认定的那座山，就被父亲推着，在风里，在这片平坦得让人心慌的大地上，不停地挪动。

　　打从我记事起，那辆独轮车就在了。岁月在它的身上留下了斑驳的伤疤，每一道木纹里都像是嵌着父亲的筋脉。车把被磨得光滑温润，那是父亲的手汗浸润出的包浆。记不清他宽厚的肩上勒断了多少麻绊，只知道那些原本无路的地方，被他一步步推出了大道。

　　母亲说，这车是爷爷传下来的。爷爷用它推过粮食、推过砖瓦，推过逃荒时仅剩的一床被褥。到了父亲手里，它的承载更重了，全家人的生计，都压在了它的身上。

　　荒原广阔无边。饥荒年月里，野草、野果、野稗子，是黄河口人的救命粮。每年秋黄，父亲就推着独轮车朝荒原深处走去。母亲备好的高粱面饼子揣在怀里，破败的铺盖和农具码上车，他头也不回地离开村子。车轱辘碾过冻土，吱呀吱呀，声响被北风撕碎，零落地飘散在冰天雪地间。

　　荒原上没有路。芦苇一人多高，密密匝匝挤在一起，风过时整片伏下去又扬起来，像灰白色的浪。父亲在苇浪里时隐时现，如一片深色的树叶飘荡在河面上。荆条枝子抽打在他的脸上，血珠子渗出来，风一吹又凝住，过一会又被另一根荆条拉开。他顾不上疼，满眼只盯着那些长得高、茎秆粗的，晒干了能卖个好价钱的芦苇。镰刀一挥，一大片芦苇倒下去;他弯腰捆扎，一捆一捆码上车，码成一座移动的山。

　　天黑下来，父亲照例回不了家。他寻一处背风的土坎，将割下的芦苇拢成厚厚一圈，挡在三面，顶上再覆一层，那便是他的"苇窝子"。人蜷进去，像个茧。北风贴着地皮灌，芦苇缝隙里漏进来的风像针，但总比露天强多了。干粮早已冻硬，高粱面饼子能磕掉牙，他用牙一点点磨，就着雪水往下咽。雪水是从苇叶上刮下的，带着土腥。有时连雪也没有，就啃冰碴。多年后，我仍无数次想象那样的夜晚：四野无人，只有风在芦苇梢上打着唿哨，远处的渤海在黑暗中发出沉闷的轰响，父亲蜷在苇窝子里，浑身颤抖，那件破棉袄里，揣着石头一样硬的窝头……

　　就这样，他在冰天雪地的家外，一呆就是七八天。因为割下的芦苇要卖，他要一路推着找买主。荒原上是没有买家的，最近的集镇也在几十里开外。父亲推着满满的如山的一车子芦苇，从利津北部海边出发，一路向南。车太重了，荒原上看着平，底下尽是冻裂的土块和枯苇根，车轱辘常常卡进缝隙里，推不动，拽不出。他得蹲下来，用手把卡住的苇根一根根掰断，再猛地一拱，车轮才肯动弹。推不了多远，又卡住。过利津到垦利，垦利的集镇也稀疏，没人要他的芦苇。他咬着牙继续往南，走到广饶，还是卖不出去。芦苇卖不出去，他的两条腿却软了。他后来跟我说，那时真想把独轮车和芦苇一并扔了。可一想起家里那一张张要吃饭的嘴，他的腿还是机械地朝前挪。

　　这一程，他推了二百多里，到了青州。那时青州也叫益都，是个大地方。在城郊集市上，买家过来捏捏茎秆，踢踢捆子，丢下二十几块钱。父亲攥着那几张票子，手抖得厉害。他说那一刻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是怕，怕钱揣不牢，被风刮跑。他把钱塞进裤腰最里层，用裤带勒了三道，又用力拍拍，这才敢呼出那憋了七八天的一口气。

　　回程又是几天。去时车上有芦苇，满的;回来空了，人却散了架。他空推着车，一步一步往北挪，过广饶，过垦利，过利津。远远望见村口那棵老槐树时，天正下着大雪。他推车进院，整个人一下子瘫在地上，浑身抖得像风里的芦苇叶子。母亲扑过去扶他，摸到后背，棉袄早已被汗水浸透，外层冻成一层冰壳，一碰哗哗地掉渣。他从裤腰里摸出那沓钱，手指僵硬，数了三遍才数清。他想笑，嘴角的冻疮裂开来，血渗出来，那笑便成了半哭半笑的形状。奶奶把灶火烧得旺旺的，下了一大碗热面，卧了两个荷包蛋，那是家里仅有的两只鸡蛋。父亲吃面时，奶奶和母亲就坐在对面，一句话也不问，只是看着他。说啥呢，这穷日子就是这么过过来的，习惯了，麻木了，认命了!眼里无泪，心中有澜，有澜也憋着，忍着。

　　父亲出门的那些日子，奶奶和母亲一天天数着指头，算着父亲该回来的日子。算过几天还不回，就站到村口焦灼地望，眼巴巴盯着土路的尽头，盼着那个推车的身影出现。那种等待，是没有钟表的年代里人心最准确的计时;那种焦灼，是贫穷人家最昂贵的货币，拿日夜不安，去买一份平安归来。远远的土路尽头出现一个黑点，奶奶就往前迎几步，眯起眼使劲看，看清了不是，又退回来。冬天天短，日头一落，风就硬了，母亲劝她回屋，她不肯，说再等一会儿，兴许就回来了。那无数个“再等一会儿”，就这样摞成无数天，摞成星星都冻疼的日月时光。

　　除了割芦苇，父亲还要出去当河工。胜利油田在渤海边上筑拦海大坝，十几米高的土坝，全靠人力推着独轮车一车一车往上运土。父亲去了，推着他的独轮车。工地上人山人海，号子声震天。大坝坡道陡而滑，车装满湿土，前面有人用绳子拉，后面有人推，父亲在中间把着车把。往上拱一步，轮子打滑退两步;再拱一步，又退回来。工头在旁边喊：加把劲!加把劲!父亲咬着牙，脖颈上的筋绷得像弓弦，眼睛死死瞪着坝顶，两只脚掌在泥地里抠出深深的坑。有时力使岔了，车子翻倒，土撒了一坡，人跟着滚下来，腿上磕得青紫。爬起来，重新装土，再拱。一天下来，衣服上糊满泥浆，汗混着泥，干在脸上像戴了层面具。收工时，他从工头手里接过几张票子，手心里全是磨破的血泡。

　　挖水库也是一样。水库比拦海坝还深，从底下把土一车一车推上来，坡更长，路更滑。父亲每天天不亮上工，天黑透了才下工。车把上被他握出两道凹痕，一天比一天深。我和我的弟弟妹妹就靠着父亲推着的那一车一车的芦苇、一车一车的泥土，一车车月光晨晖长大成人。

　　父亲和他的独轮车一样，一辈子都沉默着，只是向前推，向前奔，把一家人从荒原的泥泞里推出来，推到有路的地方，推到有奔头的地方。那座山，他推了几十年，腰弯了，背驼了，可车轮始终朝前转，不停地滚动。

　　1983年10月，我入伍离家那天，父亲又用独轮车送我去镇上。我不让爹送，爹不说话，默默把独轮车推出来，把我的背包和行李装上车，自己握住了车把。那根车把已被他磨得比玉还光，凹下去的地方，正好嵌进他的掌心。父亲推着车走在前头，我空着手跟在后头。看着父亲驼背前拱的姿式，我的眼泪止不住往下流，我知道，我这一走，父亲肩上的担子要更重，独轮车上的山要更高，他势必会一辈子伴着这架独轮车，独轮车的车轮会丈量他辛苦勒劳的一生。我在想，我什么时候才能让我的父亲过上轻松舒坦的日子呀?不受苦，不受穷，不受难为，不在社会的底层滚爬!

　　那辆独轮车，父亲还是推了大半辈子，一至到他真的推不动。父亲老了，独轮车也破了，它的车架散了，车轱辘被卸下来靠在院墙根，两只磨得锃亮的车把竖在杂物间里。有一年回家，我把车把带回城，放在书房里。有时写作累了，就摩挲那光滑的凹面，仿佛还能触到父亲手心的温度，还有那永远散不尽的汗味。它们在我心里，像一座无言的纪念碑。碑石不说话，后人自敬仰。世间多少光鲜的运输工具，都难以企及。

　　如今父亲八十七岁了。他住在老屋，耳朵背了，腿脚也慢了，但每天午后仍要拄着拐杖走到院门口，在那棵老槐树底下坐一会。我每次休假回乡，远远就看见那个佝偻的影子，像一截被岁月压弯的老树桩。走近了，他眯着眼辨认半天，忽然咧开没牙的嘴，颤巍巍喊我的小名。我蹲下去，把他的手握在掌心里，那些茧子还在，却已软了，像秋后的落叶。他不再提荒原的事，也不再提拦海大坝和水库的事，仿佛那几十年的风雪都沉进了记忆的深水。可我有时故意问："爹，您还记得那年去益都不?"他愣了愣，浑浊的眼睛忽然亮了，枯瘦的手在空中比划了一个推车的动作，嘴里含含混混地吐出两个字：“起……车……”

　　“起车!”那是他推车上坡时给自己鼓劲的号子。这个号子一响，我的眼泪又下来了。

　　父亲的这架独轮车似乎永远滚动着，似乎永远牵引着我的思绪和泪腺，让我充满情感的文字不停地奔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