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的回响与小人物的抒写——《天津诗人》2020冬之卷“中国诗选.贵州诗歌档案”随感

作者:刘剑 | 来源:中诗网 | 2021-07-13 | 阅读:

  导读:刘剑,1977年出生,贵州赫章人,艺术学博士,现居贵州贵阳。现为贵州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执行主编。作品散见于《中国诗人》《天津诗人》《创世纪》等文学期刊和多种诗歌选本,著有《西方诗画关系研究: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

2019年3月,我第一次去西安,参观了兵马俑、西安碑林,离开时,我写了一首《别长安》,在诗中,我想起了李白,写了一句:“一个帝国的诗歌放射光芒”。诗歌的光芒就是一个时代的光芒,诗人见证了一个帝国的荣光。关于唐朝,很多东西我们就会忘记,但你会想起诗人。

  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一个问题复杂的大时代,中国正在崛起,官方的文化复兴与文化自信正在淘养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国家的元气,但世界科学技术的快速更新带来生活的激变,社会经济发展的皱褶里隐藏着很多社会问题,包括各种社会矛盾的冲撞,但我们的诗歌没有在社会的现场。我这样说,并不是鼓励大家去写政治抒情诗,而是说,假如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要想成为这个时代的荣光,我们大家的诗歌的“光芒”是什么?

  三十年以前的诗歌,政治与诗歌捆绑过紧,导致北岛们自我检讨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这诗句看似是对宏大叙事的抛弃,而转向个体生存的关注,但其言说方式本身依然还是广场式的口号体。今天的诗歌普遍关注个体经验,“只想做一个人”,但是,这又导致和时代的关系过于松软。一方面,个体经验的独特性会带来诗歌书写的鲜活性,但另一方面,个体经验过于偏向“我”的经验,就会导致诗歌阅读中“共情共鸣”的缺失,很难让“我的经验”转换成“我们的经验”。读者的分享就成为诗歌现状的问题之一。

  《天津诗人》2020冬之卷“中国诗选.贵州诗歌档案”的阅读感受就是记住了一些能刺痛人心的诗,能发生共情的诗歌基本上是中年诗人的作品。以前认为,诗歌是年轻人的事业,散文是中年人才写得好,年轻人具有诗歌需要的激情,中年人有散文醇厚的阅历。但现在,我反而觉得中年人的诗歌更有生活磨砺后的回响,加之诗歌技巧的娴熟,读起来更有厚度和醇度。或者说,这批中年人的成长是链接着八十年代之前的阅读经验的,那时的诗歌和时代之间的关系紧密,他们避免了北岛一代的广场口号体,又注入个体经验的抒写,在个体经验中回响着时代的疼痛。这方面处理最好的是阿诺阿布,南鸥的诗歌也有典型性。

  诗人放弃高高在上的英雄式书写,普遍退回到谦卑的个体位置:“我极尽一生的卑微与万物相处”(农家二少《我极尽一生的卑微与万物相处》)。这本诗歌专辑中共情比较多的话题有“生活”、“生死”、“亲情”、“爱情”、“时间”等。芒草《仿佛这就是损毁的生活》,比较有生活的质感。吕敬美的《母亲颂》写出这个时代这一代人眼中一位母亲的日常。熊焱的《暮晚》写时间与生命:“时间正在悄悄地/为他盖着被单”“那是我在探寻时间无尽的边界”。李寂荡的《山中一日》写生死。王郁晓的《你不是我姗姗来迟的爱人》写情感。

  也许与贵州经济社会没有完全进去现代性有关,贵州诗歌写作的现代性程度不高,借助贵州山水自然的抒情比较多,加之古典诗歌作为农耕经验的结晶,擅长于用自然意象来营造意境,那种士大夫的高雅与闲适,对新诗写作者始终是一种诱惑。胡适倡导新诗写作的初衷是让我们以自由的方式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古典诗歌的意境式表达确实“很文人”“很中国”,但却是回不去的家园。海子的土地抒情最后以倒卧在象征现代文明的铁轨下而终结。如何发掘现代性自身的诗意,是新诗的使命与责任。在大数据-大生态-县县通高速的贵州,贵州将以怎样的形态融入当代中国与全球世界,我希望诗人们能捕捉到时代的风吹草动。

  由此我想起收到《天津诗人》罗广才总编邮件回复时标明的办刊立场:“以沧桑之感、超越情怀、纯诗意向和边缘处境,有独特的视角,有神意,能够刻画出人性,体现生命的疼痛感,写出‘如梦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的文本作品。”这个立场与我们一般看到的期刊套路化表达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有一个关键词是“疼痛感”,为什么是“疼痛感”?前现代的诗歌,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基础上的美学经验,现代文明是工业文明,是以这种和谐美学的丧失为代价的,这种美学经验就必然是疼痛的。波德莱尔作为西方现代诗歌之父,《恶之花》开启的就是一种痛感经验。诗歌的现代形态是因为社会形态自身的转型带来的。岁月静好与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匹配的,它是静观的,远离的,触不到社会的真实境况。印度疫情,那么多人死去,诗歌还能如何静美?尽管还有人写岁月静好,但它已经没有诗歌史价值。尽管还有人画亭亭玉立的维纳斯,但它已经没有绘画史价值。诗歌写作可以是多元的,但诗歌史的书写是挑剔的,诗歌史是挑选具有语言和经验的双重贡献的作品进入史的序列。

  李白凭什么代表大唐帝国?他并不像杜甫那样去以“诗史”见证唐朝的社会变迁,而是他的意气风发回响的正是“盛唐之音”,盛唐气象就在他的词语的缝隙之间。我希望时代轰隆隆的声响在个体经验中回响出来。正如付业兴关注到时代与人的生存,他说:“这个时代,钢铁的数量与日俱增/每个人的内心却变得脆弱”(《我们藏着巨大的呐喊》)。诗人的身体就是经验的容器,时代的遭际与疼痛都打在他的身体上,他再将时代过滤得不露痕迹,从笔下流淌出来,这样的个体经验既属于“我的”经验,又属于“我们的”经验。

责任编辑: 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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