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之子与时光的诗人
——谈李东海先生的组诗《天行以健》及其诗歌创作
2026-02-27 作者:王永健 | 来源:中诗网 | 阅读: 次
王永健,资深副刊编辑,记者,作家,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新疆作协会员,新疆巴州作协原副主席,兵团第二师作协副主席。
在新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李东海先生已经行走、思考、吟咏了六十多个春秋。这位祖籍陕西武功、出生于新疆沙湾县的诗人,以他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感悟,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幅壮阔而又细腻的心灵图景。读李东海先生的组诗《天行以健》及其他诗作,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一个诗人对故土的深情眷恋,更能触摸到一个思考者对中华文明、对人性本质的深刻叩问。
李东海先生的创作经历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诗篇。1960年出生于新疆沙湾县,新疆大学毕业,历任《民族文汇》杂志社副主编,出版诗集《自我观照的候鸟》《心灵的守望》《子夜的缪斯》以及诗歌评论集《诗人的那张脸》,其中《子夜的缪斯》获新疆第五届“天山文艺奖”。这一串平实的履历背后,是一个诗人如何在西部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生命历程。在《在沙湾长大》中,他写道:“一方水土/长出一方的草木和牛羊/长出一方男男女女的儿女和庄稼/一方水土/被风吹醒被阳光照亮/就泡出了一方酽茶一样的方言”。这朴素而真挚的诗句,道出了诗人与土地之间那种血脉相连的关系。沙湾,这个天山脚下的县城,不仅给了他生命,更给了他语言的根、情感的源。
李东海先生的诗歌有一个鲜明的价值取向:对中华文明的深情回望与对西部大地的执着守望。在《天行以健》这组诗中,“大水”“红日”“大风”“土地”“火”这五个意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象征系统,指向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与精神气质。读《大水》,我们仿佛能感受到文明的源头:“我们自水的方向走来/踩着水藻和三叶草/我们是始祖鸟/飞过了侏罗纪和新生代”。水在这里不仅是自然元素,更是文明的母体、精神的源泉。诗人以宏阔的视野,将个体生命与整个文明史相连,那种“滴水石穿还是翻江倒海/你都是一种柔韧无比的力量”的感悟,正是对中华文明韧性的诗意表达。
而在《红日当头》中,太阳成为温暖与希望的象征:“红日,这种令人震撼的形象/这种让人温暖的激动/在我们的当头/慈祥地微笑”。诗人将自然景象与人文情感融为一体,当“我们凝视当头的红日/我们就像凝视父亲的笑脸/幸福融融”。这种将自然人格化的写法,不仅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更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大风起兮》则从历史纵深中走来:“这是中国/一个曾在《诗经》/中叫作国风的男子/从李悝和商鞅的驿站/踩着乡间的小路和期盼/走了两千多年/才走出的风光”。风,成为历史的载体、精神的象征,那种“摧枯拉朽和沧海桑田/都是风起云涌的韵致和细节”的感悟,显示了诗人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
李东海先生诗歌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来自他对西部生活的真切体验。作为一个在新疆长大的诗人,他的笔下充满了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在《在天山脚下》中,他写道:“抬头望去/就是皑皑的雪峰/满脸冰霜/翻过山去/是星星点点的翠绿/然后,就是瀚海滚滚的黑浪”。短短几句,就勾勒出天山南北的壮丽景色。而“在新疆/无论你走在哪里/其实你一直都走在天山脚下”这句,更是道出了天山在新疆人心中那种无处不在的存在感。这种从切身体验中提炼出的诗意,远比空泛的抒情更有力量。
《走过巴音布鲁克草原》一诗,展现了诗人对草原生活的细腻观察:“九曲十八弯的河道/升起九个太阳的光芒/白天鹅的翅膀/在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天空翱翔/牦牛翻过了山岗/一个土尔扈特牧民端起了一碗奶茶”。这些具象的画面,既有视觉的美感,又有生活的温度。而“星星为黑夜掌灯/云杉为毡房挡风”这样的诗句,则将自然景象与人的生存巧妙地联结在一起,营造出一种天人合一的意境。当诗人走过巴音布鲁克草原,“一匹枣红马已翻过了天山正在和静的郊外吃草”,那种悠远、宁静的美感,正是西部生活给予诗人的馈赠。
李东海先生对西部的书写,不仅停留在自然风光层面,更深入到历史文化的肌理中。《楼兰在野》一诗,将读者带回到那个神秘的古城:“一望无际/罗布泊在西部奔跑/海市蜃楼的城堡/在风起云涌/在腾云驾雾”。诗人以想象的力量,复活了楼兰的历史:“楼兰王的酒杯/在那遥远的年代被埋入古堡/而远征的匈奴,已弯刀嚯嚯/汉朝的马队/正从龟兹回返”。这种将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写法,使诗歌具有了时空的纵深。《河西走廊》则把这个“紧紧地卡住了丝绸之路的脖子”的地方,写得既有地理的具象,又有历史的厚重:“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这不仅仅是一颗颗的翡翠/也是一个个孔武的战将”。诗人对西部的理解,正是建立在对这片土地的历史、文化、民族、生活的全面把握之上。
在李东海先生的诗歌中,对先贤的缅怀与对文化的思考占据了重要位置。《先哲老子》《大圣孔子》《司马迁》等诗作,展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与敬意。写老子,他抓住了“道”的精髓:“骑着青牛的老子/胡子很长/他走在高深莫测的道中/非常地潇洒”。写孔子,他既写出了圣人的崇高,也写出了人性的温暖:“周游列国的孔子/把鲁国人宽厚的嘴巴/走得又大又瘦/他含辛茹苦地挤出大碗大碗的/金科玉律,端给了各国的君王/可这些犯着胃病的国君/全给他吐在了桌下”。这种将圣人凡人化的写法,既不失敬意,又增添了亲切感。而在《司马迁》中,诗人以磅礴的气势,写出了史圣的精神:“太史公不怕。从三皇五帝,到武帝天汉二年/史公的笔,入木三分/一条大河的流域,被笔还原/一己之力,史公就让一部历史栩栩如生”。这种对先贤的理解,正源于诗人自身的文化情怀。
李东海先生的创作特点,还体现在他对诗歌形式的自觉探索上。他的诗既有传统诗歌的韵律美,又有现代诗的自由度;既有宏大叙事的气势,又有日常生活的细腻;既有哲理的深度,又有情感的浓度。在《寒衣节》这首悼念母亲的诗中,他以平实的语言,写出了深沉的亲情:“母亲,自你走后/我们就只有梦中相见/每次的相见/都是我人生的幸福”。那种“你托梦给我/说‘天已入冬,有点寒冷’”的日常对话,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更能打动人心。而结尾那句“以后不要因为吸烟,再与父亲争吵”,更是将生者对逝者的思念,化作了对往昔生活的追忆与对另一个世界的嘱托,读来令人动容。
李东海先生对外国诗人的关注,也丰富了他的诗歌视野。《写给庞德》《艾略特的时光》《跟随苏格拉底的脚步》《写给康德》《黑格尔》《维特根斯坦》等诗作,展现了他对世界诗歌与哲学的吸纳与对话。在《写给庞德》中,他既写庞德的诗歌成就,也写他的政治失误:“你六十岁的时候/正被美军押解在精神病院坐牢。没有办法/你怎么会为墨索里尼歌唱呢?/罪有应得!但这不妨我去读你的诗歌”。这种既尊重艺术又明辨是非的态度,体现了一个成熟诗人的独立思考。在《维特根斯坦》中,他抓住了哲学家的精神特质:“哲学/总是生长在你纯洁的童话里/生长在你箴言一样的诗句中/而词,则是你的手枪/是你瞄准事物的准星”。这种对哲学家的诗意理解,正是诗人与哲人的精神共鸣。
李东海先生的诗歌还有一个显著特点:他对自然元素的敏感与象征化处理。在《天行以健》这组诗中,“大水”“红日”“大风”“土地”“火”这五个意象,既是对自然元素的描绘,更是对文明精神的象征。而在《西部之鸟》中,他写“西部之鸟/起落在高耸的山崖/用锐利的双眼/逡巡着草原”,这种鸟既是自然界的生灵,也是西部精神的象征。《沙漠之狐》中的狐狸,“行走在塔克拉玛干腹地/这是一次探险的行动”,既是对动物生存状态的描摹,也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隐喻。这种将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写法,使他的诗歌既接地气,又有高度。
李东海先生的诗歌语言,贴近生活而又富有诗意。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提炼诗意,从平凡事物中发现美。《在沙湾长大》中,他写“柳毛湾的水稻,依然疯长在我的眼前/像大草原上苍绿的青草,在随风飘荡”,那种对故乡的记忆,通过具体物象得以呈现。《小雪:灯光里的雪花》中,“这是傍晚/迎着雪花回家的人们,行色匆匆/家,像母亲的怀抱/把我们拥抱”,那种日常场景中的温暖,通过简洁的语言得以传递。这种贴近生活的语言,使他的诗歌既有亲和力,又有感染力。
纵观李东海先生的诗歌创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诗人如何在西部大地上扎根、生长,如何以诗歌的方式与历史对话、与自然对话、与自我对话。他的诗歌,既是对中华文明的深情回望,也是对西部大地的执着守望;既是对先贤的缅怀与致敬,也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感悟;既有宏大的历史视野,也有细腻的个人情感。这种多维度、多层次的诗歌书写,使他的作品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和持久的魅力。
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李东海先生的诗歌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慢下来、静下来的可能。读他的诗,我们仿佛能够暂时逃离喧嚣的现实,进入一个更为广阔、更为深邃的精神世界。在那里,有大水泱泱的气概,有红日当头的温暖,有大风起兮的豪情,有土地的颜色厚重,有火的炽热与美丽。在那里,有老子的智慧、孔子的执着、司马迁的刚直、林则徐的担当。在那里,有天山雪峰的庄严、巴音布鲁克草原的辽阔、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神秘。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李东海先生诗歌的精神地图,也构成了他给予读者的精神财富。
作为一个“大地之子”与“时光的诗人”,李东海先生以他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感悟,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丰富而深邃的诗歌世界。他的创作,既是对西部大地的深情书写,也是对中华文明的诗意传承;既是对先贤精神的致敬,也是对当代生活的思考;既有地域特色,又有人类情怀。这种多重的价值取向,使他的诗歌既有根的深度,又有翼的高度。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东海先生的诗歌将会被更多的人阅读、理解、喜爱、收藏,并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李东海先生的创作经历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诗篇。1960年出生于新疆沙湾县,新疆大学毕业,历任《民族文汇》杂志社副主编,出版诗集《自我观照的候鸟》《心灵的守望》《子夜的缪斯》以及诗歌评论集《诗人的那张脸》,其中《子夜的缪斯》获新疆第五届“天山文艺奖”。这一串平实的履历背后,是一个诗人如何在西部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生命历程。在《在沙湾长大》中,他写道:“一方水土/长出一方的草木和牛羊/长出一方男男女女的儿女和庄稼/一方水土/被风吹醒被阳光照亮/就泡出了一方酽茶一样的方言”。这朴素而真挚的诗句,道出了诗人与土地之间那种血脉相连的关系。沙湾,这个天山脚下的县城,不仅给了他生命,更给了他语言的根、情感的源。
李东海先生的诗歌有一个鲜明的价值取向:对中华文明的深情回望与对西部大地的执着守望。在《天行以健》这组诗中,“大水”“红日”“大风”“土地”“火”这五个意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象征系统,指向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与精神气质。读《大水》,我们仿佛能感受到文明的源头:“我们自水的方向走来/踩着水藻和三叶草/我们是始祖鸟/飞过了侏罗纪和新生代”。水在这里不仅是自然元素,更是文明的母体、精神的源泉。诗人以宏阔的视野,将个体生命与整个文明史相连,那种“滴水石穿还是翻江倒海/你都是一种柔韧无比的力量”的感悟,正是对中华文明韧性的诗意表达。
而在《红日当头》中,太阳成为温暖与希望的象征:“红日,这种令人震撼的形象/这种让人温暖的激动/在我们的当头/慈祥地微笑”。诗人将自然景象与人文情感融为一体,当“我们凝视当头的红日/我们就像凝视父亲的笑脸/幸福融融”。这种将自然人格化的写法,不仅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更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大风起兮》则从历史纵深中走来:“这是中国/一个曾在《诗经》/中叫作国风的男子/从李悝和商鞅的驿站/踩着乡间的小路和期盼/走了两千多年/才走出的风光”。风,成为历史的载体、精神的象征,那种“摧枯拉朽和沧海桑田/都是风起云涌的韵致和细节”的感悟,显示了诗人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
李东海先生诗歌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来自他对西部生活的真切体验。作为一个在新疆长大的诗人,他的笔下充满了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在《在天山脚下》中,他写道:“抬头望去/就是皑皑的雪峰/满脸冰霜/翻过山去/是星星点点的翠绿/然后,就是瀚海滚滚的黑浪”。短短几句,就勾勒出天山南北的壮丽景色。而“在新疆/无论你走在哪里/其实你一直都走在天山脚下”这句,更是道出了天山在新疆人心中那种无处不在的存在感。这种从切身体验中提炼出的诗意,远比空泛的抒情更有力量。
《走过巴音布鲁克草原》一诗,展现了诗人对草原生活的细腻观察:“九曲十八弯的河道/升起九个太阳的光芒/白天鹅的翅膀/在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天空翱翔/牦牛翻过了山岗/一个土尔扈特牧民端起了一碗奶茶”。这些具象的画面,既有视觉的美感,又有生活的温度。而“星星为黑夜掌灯/云杉为毡房挡风”这样的诗句,则将自然景象与人的生存巧妙地联结在一起,营造出一种天人合一的意境。当诗人走过巴音布鲁克草原,“一匹枣红马已翻过了天山正在和静的郊外吃草”,那种悠远、宁静的美感,正是西部生活给予诗人的馈赠。
李东海先生对西部的书写,不仅停留在自然风光层面,更深入到历史文化的肌理中。《楼兰在野》一诗,将读者带回到那个神秘的古城:“一望无际/罗布泊在西部奔跑/海市蜃楼的城堡/在风起云涌/在腾云驾雾”。诗人以想象的力量,复活了楼兰的历史:“楼兰王的酒杯/在那遥远的年代被埋入古堡/而远征的匈奴,已弯刀嚯嚯/汉朝的马队/正从龟兹回返”。这种将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写法,使诗歌具有了时空的纵深。《河西走廊》则把这个“紧紧地卡住了丝绸之路的脖子”的地方,写得既有地理的具象,又有历史的厚重:“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这不仅仅是一颗颗的翡翠/也是一个个孔武的战将”。诗人对西部的理解,正是建立在对这片土地的历史、文化、民族、生活的全面把握之上。
在李东海先生的诗歌中,对先贤的缅怀与对文化的思考占据了重要位置。《先哲老子》《大圣孔子》《司马迁》等诗作,展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与敬意。写老子,他抓住了“道”的精髓:“骑着青牛的老子/胡子很长/他走在高深莫测的道中/非常地潇洒”。写孔子,他既写出了圣人的崇高,也写出了人性的温暖:“周游列国的孔子/把鲁国人宽厚的嘴巴/走得又大又瘦/他含辛茹苦地挤出大碗大碗的/金科玉律,端给了各国的君王/可这些犯着胃病的国君/全给他吐在了桌下”。这种将圣人凡人化的写法,既不失敬意,又增添了亲切感。而在《司马迁》中,诗人以磅礴的气势,写出了史圣的精神:“太史公不怕。从三皇五帝,到武帝天汉二年/史公的笔,入木三分/一条大河的流域,被笔还原/一己之力,史公就让一部历史栩栩如生”。这种对先贤的理解,正源于诗人自身的文化情怀。
李东海先生的创作特点,还体现在他对诗歌形式的自觉探索上。他的诗既有传统诗歌的韵律美,又有现代诗的自由度;既有宏大叙事的气势,又有日常生活的细腻;既有哲理的深度,又有情感的浓度。在《寒衣节》这首悼念母亲的诗中,他以平实的语言,写出了深沉的亲情:“母亲,自你走后/我们就只有梦中相见/每次的相见/都是我人生的幸福”。那种“你托梦给我/说‘天已入冬,有点寒冷’”的日常对话,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更能打动人心。而结尾那句“以后不要因为吸烟,再与父亲争吵”,更是将生者对逝者的思念,化作了对往昔生活的追忆与对另一个世界的嘱托,读来令人动容。
李东海先生对外国诗人的关注,也丰富了他的诗歌视野。《写给庞德》《艾略特的时光》《跟随苏格拉底的脚步》《写给康德》《黑格尔》《维特根斯坦》等诗作,展现了他对世界诗歌与哲学的吸纳与对话。在《写给庞德》中,他既写庞德的诗歌成就,也写他的政治失误:“你六十岁的时候/正被美军押解在精神病院坐牢。没有办法/你怎么会为墨索里尼歌唱呢?/罪有应得!但这不妨我去读你的诗歌”。这种既尊重艺术又明辨是非的态度,体现了一个成熟诗人的独立思考。在《维特根斯坦》中,他抓住了哲学家的精神特质:“哲学/总是生长在你纯洁的童话里/生长在你箴言一样的诗句中/而词,则是你的手枪/是你瞄准事物的准星”。这种对哲学家的诗意理解,正是诗人与哲人的精神共鸣。
李东海先生的诗歌还有一个显著特点:他对自然元素的敏感与象征化处理。在《天行以健》这组诗中,“大水”“红日”“大风”“土地”“火”这五个意象,既是对自然元素的描绘,更是对文明精神的象征。而在《西部之鸟》中,他写“西部之鸟/起落在高耸的山崖/用锐利的双眼/逡巡着草原”,这种鸟既是自然界的生灵,也是西部精神的象征。《沙漠之狐》中的狐狸,“行走在塔克拉玛干腹地/这是一次探险的行动”,既是对动物生存状态的描摹,也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隐喻。这种将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写法,使他的诗歌既接地气,又有高度。
李东海先生的诗歌语言,贴近生活而又富有诗意。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提炼诗意,从平凡事物中发现美。《在沙湾长大》中,他写“柳毛湾的水稻,依然疯长在我的眼前/像大草原上苍绿的青草,在随风飘荡”,那种对故乡的记忆,通过具体物象得以呈现。《小雪:灯光里的雪花》中,“这是傍晚/迎着雪花回家的人们,行色匆匆/家,像母亲的怀抱/把我们拥抱”,那种日常场景中的温暖,通过简洁的语言得以传递。这种贴近生活的语言,使他的诗歌既有亲和力,又有感染力。
纵观李东海先生的诗歌创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诗人如何在西部大地上扎根、生长,如何以诗歌的方式与历史对话、与自然对话、与自我对话。他的诗歌,既是对中华文明的深情回望,也是对西部大地的执着守望;既是对先贤的缅怀与致敬,也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感悟;既有宏大的历史视野,也有细腻的个人情感。这种多维度、多层次的诗歌书写,使他的作品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和持久的魅力。
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李东海先生的诗歌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慢下来、静下来的可能。读他的诗,我们仿佛能够暂时逃离喧嚣的现实,进入一个更为广阔、更为深邃的精神世界。在那里,有大水泱泱的气概,有红日当头的温暖,有大风起兮的豪情,有土地的颜色厚重,有火的炽热与美丽。在那里,有老子的智慧、孔子的执着、司马迁的刚直、林则徐的担当。在那里,有天山雪峰的庄严、巴音布鲁克草原的辽阔、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神秘。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李东海先生诗歌的精神地图,也构成了他给予读者的精神财富。
作为一个“大地之子”与“时光的诗人”,李东海先生以他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感悟,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丰富而深邃的诗歌世界。他的创作,既是对西部大地的深情书写,也是对中华文明的诗意传承;既是对先贤精神的致敬,也是对当代生活的思考;既有地域特色,又有人类情怀。这种多重的价值取向,使他的诗歌既有根的深度,又有翼的高度。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东海先生的诗歌将会被更多的人阅读、理解、喜爱、收藏,并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2026年2月26日于库尔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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