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树照的诗歌写作
在当代中国诗坛的纷繁景象中，陈树照的诗歌以其质朴而又深刻的独特风貌，构筑了一个既深深植根于现实土壤，又执着通向精神远方的诗意世界。他的创作，始于个人命运的真切体悟，介入当下生活的鲜活肌理，最终超越了个人情感的藩篱，抵达了对人类普遍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怀与形而上思考。通过对乡土情怀的深沉咏叹、对现实生活的锐利洞察、对生命痛感的坦诚书写以及对现代文明的冷静反思，陈树照用他的诗歌实践，为当代汉语诗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审美价值与精神资源。
一、 乡土情怀与精神还乡的永恒之旅
陈树照的文学旅程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是一个诗歌流派纷呈、实验手法迭出的激荡年代。然而，在纷繁的潮流之外，陈树照选择了一条回归质朴、贴近土地的创作路径。这一选择，与其个人的生命轨迹密不可分。1964年生于河南光山，后又迁居东北佳木斯，这种从中原故土到东北边地的地理位移，赋予了他双重身份——“异乡人”与“定居者”的交叠视角。这使他既能以“在场者”的体温去感受新土地的血脉，又能以“离去者”的深情去回望原乡的灯火，这种独特的生命经验，成为了他诗歌创作最深厚的精神矿藏。
他的创作生涯中，2005年参加第21届“青春诗会”与首届“十月诗会”，2014年获第二届“徐志摩微诗奖”，2017年出版诗集《远方》并於次年入围鲁迅文学奖参评目录，这些节点勾勒出他在诗坛踏实前行的足迹。已出版的《邂逅阳光》《梦在江南》《露水打湿的村庄》《远方》《空城》等诗集，系统地呈现了他的艺术探索。尤其在《空城》中，他直言：“诗歌于我是一剂良药，能为我医治病症、为我疗伤。有时它像嘴唇，舔我的伤口，说出疼痛，为我的生存状态减轻痛苦。”这段自白，揭示了他诗歌创作的核心驱动力——诗歌是疗愈个体生命伤痛、言说生存之痛的媒介，这一理念如同一条红线，贯穿其创作的始终。
在陈树照的诗歌宇宙中，“乡土”绝非一个地理名词，而是其精神世界的核心动脉与情感原乡。他的乡土书写，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乡愁宣泄或对往昔的浪漫怀旧，而是通过对故乡人事景物的深度开掘，进入一种更为广阔的人类命运感，构建起属于他个人的、坚实的精神城堡。在他的诗学世界里，“还乡”既指涉地理意义上的回归渴望，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溯源、救赎与对生命本真的追寻。
他的诗作《扫墓》便是这种深度书写的典范：“青烟里，我仿佛听见/犁铧碰撞骨头的声音/仿佛看见父亲仍在充血的咳嗽/母亲仍旧穿着那件脏兮兮的布衣/向我们走来”。在这里，“犁铧碰撞骨头的声音”将农耕器具与生命骨骸并置，让土地的耕耘与父辈生命的耗损产生了惊心动魄的共鸣;“充血的咳嗽”与“脏兮兮的布衣”则是对生命苦难毫不粉饰的直视。这些极具身体感的意象，将土地、劳作、亲情与生命的痛楚熔于一炉，呈现出一种根植于苦难而又在诗意的提炼中得以升华的情感质地。
尤为可贵的是，陈树照的乡土视域并未固守于河南故乡。他将东北的生活经验全然接纳，并将其内化为情感体系的一部分，形成了“双重乡土”的书写格局。《冬天的敖其湾白茫茫一片》《敖其湾》《在乌苏里江》等诗作，描绘了东北特有的凛冽风光与坚韧人情。这种双重视角的交融，使他的乡土诗歌既保有个人记忆的体温，又具备了地域对比的广度与生命经验的厚度。正如评论家李犁所言：“陈树照的诗的精神指向已经超越了乡愁的纠葛，更多的是拿山下那片雾水迷茫的小村庄以及村庄里的事物当符号，通过它们进入一种广泛的命运感。”
在当代中国城镇化高速推进的时代洪流中，陈树照的诗歌，本质上是一种对精神原乡的执着坚守与艺术重构。他坦言，“面对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更多时候只能以诗歌的方式，来寻求‘精神自救’去抵达崇尚自然、向善、向美、博爱的灵魂彼岸。”这清晰地表明，他的乡土诗歌创作，是一种对抗精神异化、寻求灵魂栖居的努力，是一场藉由诗歌艺术完成的、永不停歇的“精神还乡”之旅。
二、 现实介入与生命痛感的深度抒写
陈树照的诗歌世界，并非一个封闭的乡土乌托邦。他的笔触带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坚定地介入当下生活，聚焦普通人的生存境遇，以真实而有力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幅饱含时代印记的生活图景，展现出“最为真实感人的生命疼痛”。这种现实关怀，绝非浮光掠影的社会扫描，而是扎根于生活深处，体味人生百态后的深刻洞察与悲悯共鸣。
他的诗集中，充满了对边缘小人物的凝视与书写。《老乞丐》《风雪中的三婶》《表哥》《扛犁的人》《饮牛的嫂子》……这些诗题本身，就是一幅幅底层生活的缩影。诗人以简洁、克制的笔法，捕捉这些人物生命中的某个片段或瞬间，在其中注入深厚的理解与同情。这些诗作，既是对具体个体命运的记录，也是对一个时代、一个庞大群体生存状态的集体肖像，具有深刻的“人民性”。
《电话那边》一诗，堪称这种“生命痛感”书写的典范：“夜很静 窗外的秋风/似乎从遥远的故乡刮来/我打了个冷颤 电话那边/大哥不说话 话筒在哆嗦/他的手在抖 心更颤抖”/“放下电话/我和妻儿哭成一团/想想嫂子这短暂的一生/我们无言以对”。诗中没有任何华丽的修辞，只有近乎白描的叙述与细节的精准捕捉——“话筒在哆嗦”、“手在抖”、“心更颤抖”、“哭成一团”、“无言以对”。诗人通过极度的克制，反而将亲人病危时那种无法言传的焦虑、恐惧与彻骨之痛，表达得淋漓尽致，产生了直击人心的艺术力量。
陈树照的诗歌，常常勇敢地直面“生死”这一终极命题，并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展开形而上的哲思。《今年的荷花败了》一诗中，他由自然物的盛衰联想到生命的无常与死亡的必然：“今年荷花败了 荷花残败时/‘甲流’横行多日 我高烧不退/荷花要想再现那动人的瞬间/必须让残荷站在冰冷的池塘里/等待那场大雪彻底消融/让春天再爱它一次”。这里的“荷花”，既是具体的自然物象，更是生命本身的象征。它的绽放与凋零，隐喻着生命的绚烂与脆弱。然而，诗人并未沉溺于哀伤，而是通过“让春天再爱它一次”的意象，表达了对生命轮回、希望再生的坚定信念，在废墟中点燃了重生的火种。
在《地球是一座坟墓》中，这种对生命存在的思考显得更为冷峻与锐利：“他们都说是蓝色星球/可我怎么看，怎么想/地球就是一座坟墓/或一道牢笼”。这种近乎残酷的直白，并非消极的厌世，而是对生命有限性与存在困境的深刻洞察。诗人清醒地认识到个体在浩瀚时空中的渺小与局限，但他并非被动地接受这种困境，而是通过诗歌创作这一行为本身，来对抗存在的虚无，于“牢笼”之中叩问和追寻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他的诗歌，正是这叩问之声的永恒回响。
三、 对现代文明的冷峻反思与诗意抵抗
陈树照的现实关怀，不仅体现在对个体命运的抒写上，更升华为对现代文明进程的冷峻反思与深刻批判。他的许多诗作，以乡土为参照系，映照出现代生活方式的异化与荒诞，倾力描摹有声有色的自然世界与质朴的人情，来暗示被现代性所压抑的内在灵魂世界，并在感应与契合之间向传统文化眺望，奋力维护着汉语温润如玉、高贵华美的气质。
《又换领导了》一诗，以近乎黑色幽默的笔调，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的荒诞性与资源浪费。那些象征着进步与发展的机械，“轰轰隆隆地挖掘 铺设 碾压”，进行的却是无意义的“拆除重建”的循环。诗人没有高声斥责，只是平静地记录下那句司空见惯的解释：“又换领导了”。这轻描淡写的四个字背后，是现代行政体系中难以根除的形式主义、政策工程与巨大的社会资源损耗，是对“发展”名义下非理性行为的无声控诉。
《纪念碑》则以其极致的凝练，展现了诗人思想的锋芒与深度：“这里流淌着一个民族的血泪/少数人的罪恶/让你们为了多数人躺在这里”。纪念碑，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其历史叙事与集体记忆的核心象征，其背后所隐藏的权力逻辑、牺牲机制与历史真相，被诗人一语道破。这种对现代政治文明本质的犀利质疑，显示出他思考的锐利与勇气。
《他在哭》则将视角投向现代城市治理与底层生存的尖锐冲突。诗中的男子，“能扛百斤麻袋上山的男人”，在传统的乡土逻辑中代表着力量与坚韧，却在现代城市的秩序规训下，因“二手三轮车被城管砸了”而“蹲在墙根哭泣”。这种强烈的反差，赤裸裸地展现了现代城市管理对传统谋生方式的碾压，以及个体在庞大制度面前的渺小与无助。诗人“使尽牛力/也未能让他从痛苦中走出来”的无奈，是对这种结构性困境的深刻揭示。
与之相对，陈树照在《洗牛》《蚯蚓》等诗中，构建了一个与现代文明构成鲜明对照的乡土价值世界。老水牛“不会跪下，也不懂得珍惜”的倔强尊严，蚯蚓“从一种黑暗进入另一种黑暗”却仍怀有“明亮的心”的坚韧品格，在诗人笔下被赋予了超越现代功利逻辑的精神价值。这种对乡土生命力的礼赞，本身就是对现代文明所导致的人性异化的一种诗意抵抗。
在《百年之后》中，诗人构想了一个超越现代文明诸多弊端的理想国：“那时没有战争瘟疫/甚至欺骗暴力也没有”。这种乌托邦构想，恰恰建立在对现代文明中战乱、疾病、道德失范等困境的清醒认知之上。而“我还要粗茶淡饭/但一定要有一个小女儿”这般朴素而温暖的愿望，更是对现代物质主义泛滥的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反拨。
《又见落日》中的反思则更具哲学上的自省意味：“人类都干了些什么?/我也是罪孽深重的人啊”。这种诘问，将批判的锋芒从外部社会转向人类自身，转向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现代文明的参与者。诗人意识到，现代性的困境，不仅仅是制度或技术的问题，更深植于人性本身的复杂与幽暗。
陈树照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批判始终不离生命的温度与自省。在《你何时住进我的身体》中，现代性导致的人的异化被表达为一种内在的撕裂感：“我奔跑你跟着奔跑/我停下你还在奔跑”。这种自我与自我的疏离，正是现代人普遍的精神写照。但诗人并未止于展示困境，他通过诗歌创作本身，寻求一种超越的可能。正如他在《日出》中所写，在听到故乡的鸡鸣后，“我摸了把湿漉漉的头发/放弃了所有的野心”——这种对现代性所催生的功名心的主动放弃，正是他以退为进、对抗异化、寻求本真的一种诗学策略。他的诗歌，如同在现代化洪流中精心布置的一个个“平衡锤”，为那些被边缘化的价值、被遗忘的生命、被压抑的情感，保留了一方不可或缺的、能够安放灵魂的空间。
四、 艺术特色与诗学理想的坚守
陈树照的诗歌语言，具有一种朴质拙沉、宛如雕塑般的质感。他自觉地摒弃了浮华的辞藻与繁复的修辞技巧，追求一种近乎原始的、直抵事物核心的朴素与力量。例如《蚯蚓》中的诗句：“我惊叹一条蚯蚓/它的一生都活在泥土里”。语言平白如话，却因贴近生命的本真状态而蕴含着巨大的张力，蚯蚓的平凡、执着与坚韧，成为了人类某种生存状态的深刻隐喻。
然而，陈树照的语言风格并非单一的“朴拙”。在部分作品中，他展现出对汉语音韵、节奏的精妙把握，于质朴中见匠心，在拙沉中显灵动。《风中母亲那件蓝布衫》中的诗句便是例证：“记忆里 母亲那件蓝布衫/在村口地头 在风中/孤单的猎猎抖动 那响声/至今仍让我亲切温暖”。诗句通过“衫”、“风”、“动”、“响”、“暖”等字词形成的内部韵律，创造出一种回环往复的音乐感;而“猎猎抖动”这一拟声态词汇的运用，不仅生动传神，更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听觉效果与画面感。这种质朴与精致并存、拙沉与灵动共生的语言风格，构成了陈树照诗歌艺术的独特肌理。
在意象的营造上，陈树照善于从日常生活的细微处提炼诗意。马灯、犁铧、蓝布衫、芦苇、荷花、残雪……这些平凡乃至粗粝的物象，经过他诗意的点化，被赋予了丰厚的情感内涵与象征意义。以《马灯》为例：“向前走，在林海涛声里低头向前走/大雪弥漫，大烟泡鼓起了阵阵狼烟/走过莲花泡，走过靠山屯/在北风口，碰见那个手提马灯的人/他指指我，又指指山下的路”。诗中的“马灯”，既是具体情境中的照明工具，更是在迷茫与困境中指引方向的希望与信念的象征;“手提马灯的人”则如同一个精神向导，其简单的动作蕴含着深刻的启示。陈树照诗歌中的意象，往往兼具客观物象的坚实与主观情感的饱满，这种特性使他的诗歌在具体与抽象、现实与超现实之间保持了富有张力的平衡，既避免了直白的弊病，又防止了过度晦涩的倾向，恰如李犁所评价的：“我喜欢其中那些短淬的诗，譬如《日出》《蚯蚓》等。这些诗像玉米秸朴素精炼，感情亲近，境界拓远。他是想通过熟悉的意象，营造出一个既能深入大地又能从大地上跃出的令人仰望的理想之境，诗有了温暖又走心且提升精神的力量。”
陈树照对诗歌的内在节奏与情感律动有着出色的掌控力。他的诗歌大多不拘泥于外在的格律形式，而是遵循内心情感的自然流淌与呼吸的节奏，形成了一种自由而内在和谐的音乐性。《日出》一诗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四月 我在老家信阳/一声雄鸡的啼鸣/从山下那片雾水迷茫的小村庄传来//瞬间 万物起身与太阳相见/我摸了把湿漉漉的头发/放弃了所有的野心”。这首诗的节奏，从开端的舒缓平静，到鸡鸣打破寂静的突兀与惊醒，再到“万物起身”时的磅礴与昂扬，最终归于“放弃野心”后的释然与平静。情感的起伏与语言的节奏完美契合，完成了一次从外部感知到内心顿悟的完整历程。
陈树照的诗歌创作，其核心的诗学追求可以归结为对“真、善、美”的坚守。他坚信“诗歌就是真、善、美，就是在凡俗的生活中发现鲜活的诗意”。他的写作，因此自觉地“拒绝了矫情和伪诗”，祛除了无病呻吟与纯技巧的炫耀，始终致力于在凡俗日常的泥沙中淘洗出精神的黄金，通过那些为人所熟悉的意象，营造一个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的理想之境。他的诗歌，最终目的是赋予读者以温暖人心的力量，提供提升精神的高度，在喧嚣的时代中，为灵魂提供一处可以栖息和深呼吸的净土。陈树照的诗歌世界，正是这样一处由语言构筑的、既真实又超越的精神家园。
2025年11月于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