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原《诗歌报》主编、诗人乔延凤访谈实录

作者:乔延凤 | 来源:中诗网 | 2020-08-22 | 阅读:

  导读:乔延凤,江苏句容人,1944年10月25日生,1967届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中国诗歌学会创会理事。历任句容郭庄中学高中语文教师,蚌埠市文联《淮河》文艺诗歌、评论编辑、市文协副秘书长,安徽省文联《诗歌报》主编、《文艺百家》执行主编,安徽省散文家协会副主席。

时间:2020年7月6日
地点:安徽省文联宿舍
被访谈者:乔延凤先生
访问者:晓渡

乔延凤简介:乔延凤,江苏句容人,1944年10月25日生,1967届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中国诗歌学会创会理事。历任句容郭庄中学高中语文教师,蚌埠市文联《淮河》文艺诗歌、评论编辑、市文协副秘书长,安徽省文联《诗歌报》主编、《文艺百家》执行主编,安徽省散文家协会副主席。著有诗集《乔延凤诗选》、《再生之蝶》,散文集《乔延凤散文选》、《西山飞黄叶》,诗歌理论集《诗歌苦旅》等。作品选入《新中国五十年诗选》、《星星五十年诗选》、《中国新时期“新来者”诗选》、《中国百家乡土诗选》等百余部重要诗歌选本,并以世界语介绍到国外。作为词条,收录入《诗学大辞典》、《中国文艺家传集》等十余部辞书,出任过《20世纪中国新诗分类鉴赏大系》分类主编等多种辞书、选本的主编、副主编。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长期从事报刊编辑工作,主持过《诗歌报月刊》和诗歌报函授部工作,后又长期在安徽大学、合肥师范学院等多所高校,从事大学教学工作。


       7月6日清晨,空气中弥漫着暑热气息。我带着《诗风》杂志社的问候,前去拜访原《诗歌报》主编、诗人乔延凤。一路上,有些激动,更多的是期待。
       来到乔老的住所,时间一下子慢了许多。房间内,满屋的图书,几幅字画,装点出文人的闲适、宁静。茶几上的《星星诗刊》、《中外诗歌研究》、《诗学》、《江汉考古》,透露出主人的阅读兴趣。
       见到乔老的那一刻,我就想到了他的姓——“乔”,高木也,他个子高大,思想活跃,走路步快、身轻,生活简单、淡泊,骨子里有点旧时文人的“飘逸”“岸然”。
       和乔老谈话,我观察他身上有一种“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庄重,文史知识丰富,谦谦有礼恭顺,甚尔还有点不合时尚的拘谨或认真,散发着上世纪30、40年代出生的先辈们独有的时代风味!
         让诗歌与生命紧紧相连
       乔延凤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诗人。在专访之前,我特意花了近半个月时间把《乔延凤诗选》认认真真又读了一遍。乔老的诗,清新、真挚、自然,卓然大家之风,抒写着苍茫情愁和人生感悟,借故乡风物或名山大川来言志抒情,寄托、倾注着诗人对于世间人事的一腔深情。
       在温和轻松的氛围里,我和乔老先谈起了他的诗歌创作之路,言语中可以明显感觉他真正让诗歌和生命紧紧相连。
       晓渡:乔老师,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诗风》杂志的专访,能够和您一起探讨中国新诗,实在是一种荣幸。首先,能不能请您谈谈是怎么走上诗歌创作道路的?
       乔延凤:我走上诗歌道路,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因为我父亲就从事中文、教学方面的工作。在父亲潜移默化影响之下,我从小到大一直非常喜欢诗歌,接触的诗歌很多,尤其是古代的诗词,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一直到现当代的诗歌,还大量接触了外国诗歌。我写诗歌也非常早,早在中学时代,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写诗了。63年进大学,任校报《南师生活》主编,大学毕业后,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教学之余写诗、创作剧本。再后来,调入蚌埠市文联、安徽省文联,专门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一生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晓渡:古往今来,很多诗人执着于用诗歌来抒发对故乡的怀念和赞美,而我读您的诗,也发现写到了很多故乡的人和事。我想问问,您的故乡对您创作有什么影响?
       乔延凤:我1944年出生于江苏省句容,句容地处江南丘陵地带,风光优美,人文气息浓厚,给我诗歌创作提供了最初的养分。我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八年,度过了人生中令人怀念的童年时光。八岁以后,我随父亲一起来到了南京生活。 
       我父亲早年随巫恒通先生在无锡梅村小学读书(巫恒通抗战后任新四军新三团团长、中共句容县长,被日寇逮捕,绝食而死,是著名烈士),后就读于苏州中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抗战爆发,父亲出任新四军镇句县一区区长,解放后出任句容县中学第一任校长,后来调到苏南栖霞师范,即南京栖霞中学前身。

       在南京,我读完了小学、中学、1963年暑期考入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直至大学毕业,都在南京生活。
       我的生活道路跟文学紧紧相连,跟句容、南京也紧紧相连。
       在我的诗歌中,有许多写故乡的,也有许多写南京的,如《梦江南》、《乡恋》、《江南丝竹》、《金陵二题》、《栖霞寺》、《玄武湖》等等,还写了大量散文。所以,对故乡的怀念,对故乡的回忆,对故乡的热爱,在我的作品中占有应有的篇幅。
       晓渡:最近,有一些青年诗人,在谈到乔老您时,他们说乔老您把生命和诗歌紧紧联系在一起。对于这样的评价,您是怎么看的?
       乔延凤:这一说法,我也听一些同时代的诗人们说过。回想自己的人生,一直与诗歌打交道。不管从事早期诗歌创作,还是在大学担任校刊主编,亦或是担任《诗歌报》、《文艺百家》报刊主编,我都没有和诗歌脱离过。上世纪80年代直到上世纪末,是一个文学的时代,更是诗歌的时代。那时候,许多青年人都读诗,都爱好文学。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直致力于诗歌的创作和诗歌编辑工作。后来又长期在安徽大学、合肥师范学院等高校从事教学工作,教《大学语文》、《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汉语》、《20世纪外国文学作品选》等专业课,同时教《美学原理》、《语言学概论》、《文字学纲要》、《教育学》、《心理学》等公共课程。各科知识是相通的,以各科相通的知识,来观照、研究当代的中国诗歌,就更透彻、深刻地明瞭了中国诗歌,中国新诗了。
       转眼间,我已年过70,仍一直坚持、热衷于诗歌理论研究和诗歌创作,应当说,已经从诗的必然王国进入了诗的自由王国
       《诗歌报》停刊
       ——中国当代诗坛的一大遗憾

       20世纪80、90年代,《诗歌报》的“探索性、青年性、信息性、公正性”好像一座灯塔吸引了千万个诗爱者,特别是诗歌青年,被公认为中国当代诗刊“三大名牌之一”。然而,《诗歌报》却在1999年突然停办了,给中国新诗发展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作为《诗歌报》的主编,时隔21年,当和乔老聊起《诗歌报》,他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惋惜之情流露在脸上。
        晓渡:国内关注诗界的人都记得,1999年刚开门,安徽忽有一阵风潮,波及影响全国诗坛,那就是著名的《诗歌报》被迫停刊事件。您能具体谈谈当时的一些情况吗?
       乔延凤:《诗歌报》在全国影响很大,本来是报纸,后来改成杂志。《诗歌报》创办于1985年,一直到1999年停办,共有15年的办报刊历史。《诗歌报》相继组织了许多有影响的诗歌活动、大展,包括三届“金秋诗会”,1996、1997、1998连续举办了三届,直到被迫停刊为止,在国内反响热烈,吸引了众多诗歌爱好者。毫无疑问,在中国新诗潮中,在广大诗人、诗歌爱好者心目中,《诗歌报》是一本办得品高质优、公平公正、树一代新风的诗歌报刊。《诗歌报》在推进中国新诗进程中,致力于建立自己的新诗体系,在中国当代诗坛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直到现在,全国众多的文艺活动还邀请我去参加,这些邀请我的单位、文友们,就是因为《诗歌报》的影响和我在诗歌界的存在。当时,对于《诗歌报》停刊,众多诗歌爱好者非常惋惜和叹息。有的诗歌爱好者,在《诗歌报》停了以后,就直接不写诗了,广州、江西、湖南、重庆等不少地方的诗歌爱好者都有此情况,《诗歌报》被迫停了以后,各地有一批青年诗人,一、二十年不写诗。我在江西参加文学活动时,当地一些  文艺界领导说,《诗歌报》停刊至少让中国新诗后退了三十年。这话带有深深的惋惜,说明《诗歌报》当时在全国诗界具有广泛影响。
       《诗歌报》停刊事件中,中国作协的主要领导曾专门致函安徽省委书记回良玉,希望对诗歌报工作予以关心,回良玉书记专门批示:“要保护《诗歌报月刊》,保护《诗歌报月刊》负责人。”只可惜后来没有认真落实这个批示。
       晓渡:我知道《诗歌报》停刊以后,您一直还四处奔走,为它的复刊而努力。即使到现在,《诗歌报》没能复刊,但您在很多场合,依然还在做着《诗歌报》本应该做的事情。您为什么要这样?
       乔延凤:虽然《诗歌报》停办了,但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诗歌报》的办刊宗旨和办刊理念,仍然在做着《诗歌报》应该做的事情。我没有停止过写诗、评诗,论诗,没有停止过《诗歌报》本来要做的为中国新诗繁荣、发展应做的事情。
我认为,《诗歌报》要做的事,就是关注青年、关注基层、关注民间,在诗坛树立正气,引导中国诗歌走正确的方向。

       现在,我和诗坛的很多诗人、编辑们还保持着联系。《诗刊》、《星星诗刊》、《绿风诗刊》、《诗神》、《扬子江诗刊》等等,虽然人员已换了几届,以前开会,我们经常在一起,共同探讨新诗。《诗刊》的杨子敏、丁国成,刘湛秋、李小雨、叶延滨,《星星诗刊》的白航、蓝疆、叶延滨、梁平、靳晓静、李自国,龚学敏,《绿风诗刊》的李春华、石河、曲近,《诗潮》的罗继仁、李秀珊、刘川,《诗神》的旭宇、郁葱,《华夏诗报》的野曼,《诗人》的芦萍、梁谢成,《扬子江诗刊》的黄东成、孙友田、胡弦等,有的以前开会在一起,经常交流办刊经验;一些民间诗歌报刊的诗友,本就是《诗歌报》的作者。大家都为中国新诗的繁荣、发展而努力。我微信联系的基层作者,有上百名,人太多,不能一一予以辅导,就主持了乌篷船《实力诗人周刊》、溪云斋《每月专栏》两个点评栏目,就具体的现代诗作品进行评析、讲解、谈诗歌写作基础,互动交流,这些都是为中国新诗现代化和中国新诗美好明天做铺路加砖的工作。
       因此,可以说,我一直在做着《诗歌报》应该做的事情,面向青年、面向基层、面向无名作者,踏踏实实为中国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而努力。
于无声处——

        从创作到理论。我觉得乔老师文学创作和教学工作的经历十分丰富,1967年大学毕业后,当过中学语文教师,做过年级主任,后来做过蚌埠市文联《淮河》文艺诗歌编辑,《诗歌报》编辑组长、主编,再后来,长期在安徽大学、合肥师院等多所高校执教。今天,可以说,乔老涉及的诗歌领域很广,从诗歌创作到诗歌理论研究,每一项工作都默默地认真在做,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晓渡:在国内,我知道从事诗歌创作的,并不一定能弄懂诗歌理论,相反,一些专家做诗歌理论研究的,却很难写出一首好诗。但是,乔老您不仅一直在搞诗歌创作,而且在诗歌理论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您能否谈谈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方面的问题?

       乔延凤:我认为,诗歌创作不同于诗歌理论,有的懂诗歌理论,但诗歌创作实践少;同样,有的诗人能写出好的诗篇,但专门涉及诗歌研究的少。对于我,刚才也说了,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写诗,但那时并不懂诗歌理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诗歌理论逐渐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大学执教期间,我对文学创作基本知识进行了认真研究。其中,有好几门课我现在印象都很深刻。
       十几年大学教学中,我除了教《大学语文》、《现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欧美文学简史》、《20世纪外国文学作品选》等专业课程外,还讲授过多门公共课程:《美学原理》、《艺术概论》、《语言学概论》、《文字学纲要》、《心理学》、《教育学》等。

       《语言学概论》,讲各语系的特点、区别,《20世纪外国文学作品选》,分别讲表现主义、意识流、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派、黑丝幽默、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等外国现代流派的代表作,《文字学纲要》,则专讲汉字。加之我在大学学过《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史》,读过朱光潜的《诗论》等。
       人类的各学科知识是相通的、相互渗透的,这些知识对于研究诗歌具有重要意义。
       诗歌语言是充满个性的创造性语言,诗歌创作是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它有自身的规律性。只有把握住诗歌创作的规律,所写出的诗歌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诗歌审美的检验,具有真正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晓渡:刚才,您谈到诗歌创作的基本理论,我很赞同。那么,在信息化时代下,您认为网络诗歌创作需要注意诗歌创作理论吗?网络诗歌创作应该遵循一些什么?
       乔延凤:当前的网络诗坛,写诗的人很多,各种声音都有。在信息化时代下,网络诗歌成了一种新趋势、新潮流。网络诗歌和报刊诗歌相比,各有优势。网络诗歌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易于传播;但缺乏衡量诗的尺度、标准,相当多的人就是玩一玩,是一种精神的寄托。网络诗歌写作者要想真正热爱诗歌,沿着诗歌道路走,就要明白诗歌道路的艰辛,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随便写写就是诗了。所以,我认为不论是网络诗歌创作还是杂志诗歌创作,还是要有时间多接触基础的理论知识,掌握诗的尺度,能区别诗与非诗、好诗与劣诗,要在正确诗歌理论指引下进行诗歌创作;要在打牢基本功上努力,对社会生活要有观察力、感受力、表现力。
       我们的诗歌理论工作者,不要只在词句、标题、表达的“洋化”、“新异”上做功夫,而是要好好静下心来研究诗歌的本质,从《诗经》、《楚辞》,包括西方的现代派,以及港澳台诗歌,都需要好好研究,找出诗歌发展的规律,引导诗歌创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事物的发展,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不能本末倒置。一定要把中国诗歌传统弄深弄透,丢开了中国诗歌的传统,包括中国新诗的传统,眼睛只盯着外国诗歌,那就舍本逐末了。
修远漫漫路,永不停息

       乔老所走的路是一条漫漫诗歌路。从创作于1983年的《白蝴蝶》,到创作于1993年的《再生之蝶》,再到写作于1998年前后《四月的约会》,直至最近《星星诗刊》、《扬子江诗刊》等发表的诗作,乔老从未减退过对诗歌的热爱之情,一颗追求诗歌的火热之心从未停息……在未来的岁月,乔老仍会笔耕不辍,继续执着于追求诗歌的美。
       晓渡:您现在除了平时的诗歌创作,还利用空余时间从事诗歌理论方面的研究。我想问问,在您看来,中国新诗的道路还要走多远?
       乔延凤:这是个复杂问题,不是几句话就能够说清楚的。实际上,这些年来,很多有影响的诗人,都在致力于中国新诗的发展,但还是“精品难求”。很多诗人的创作,不重视诗歌创作的基础。我经常讲,诗歌创作要贴近生活,贴近人民大众,对社会生活要有观察力、感受力、表现力,要怀有真挚的情感,诗歌创作要走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的方向。
       现在的诗歌界存在着混乱情况,评价一位诗人,往往只看他名气的大小、职位的高低,而不真正重视他诗歌的质量。一些人热衷于搞“排行榜”、出“诗典”,以为自己或自己小圈子里的人,凭这些就能够留在中国诗歌史上了。这是完全不现实的,诗歌必须经过时间与诗歌审美的反复检验,并非像某些人一厢情愿所想象的那样。
       有些人,一旦具有了某个位置,马上会有些人去捧他,成了“著名诗人“。其所写有些只是分行文字,连诗都不是。民间经常传出对这些分行文字的尖锐批评和嘲弄的声音,这种玩弄诗歌,实质误导了诗坛,只能滞延中国新诗的发展。
中国新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很多矢志于献身中国新诗的人,不懈努力,为中国新诗的美好未来默默耕耘,辛勤劳作。

       晓渡:您已经退休多年,但我发现你还活跃在中国诗坛上。近两年,我仍然能够在一些诗歌杂志上看到您的诗作、理论文章,有的理论文章就谈到了刚才所说的“诗坛误导”。那么,请您谈谈,当今诗坛的误导在哪里?
       乔延凤:现在的诗坛,存在着一些误导。平时我在一些诗刊上发表一些诗歌理论、评论的文章,其中就有针对诗坛误导的内容。《当代乡村诗:在中国现代诗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关于中国新诗诗体建设的几个问题》、《中国新诗形式探讨:诗体的规范与多样性运用》等,三篇阅读总量达610多万,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理论上破中有立,破的就是诗坛的误导,立的就是发展中国新诗的方向,诗歌内容与形式的规范、尺度。
接受误导也存在一定的认知基础。

       记得三十多年前,我和另二位诗人向参加一个笔会的青年诗作者谈诗歌创作,有一位青年诗人说,他写诗是在记录上帝的声音,安静的时候,他的耳边就会响起上帝的声音,他记录下来就是诗。一些青年就被唬住了。有人偏偏相信这一套。这是误导能够流行的认知基础。我曾为此写过一篇文章《浅谈诗歌创作》,刊登在当年的《湖南教育报》上,还获得过该报的理论奖。其实,屈原、李白、杜甫等,都不信上帝,他们不可能听见上帝的声音,那他们不朽诗章从哪里来的?
一味迷信有名气人的话,以致丧失了判断是非的能力。

       至今一些连外文都不懂的人,张口闭口都是外国诗人的“名言”,有的还热衷于打着“流派”的旗号,其实未必懂得文学流派的含义,对一些基本概念若明若暗,就靠这些去“标新立异”。
       要使中国新诗健康发展,使中国新诗灿烂的明天早日到来,我们必须摒弃误导,脚踏实地,多作一些实实在在、有益于中国新诗光辉未来的实际工作。
       晓渡:刚才,您谈到青年诗人的创作问题。那么,最后请您继续谈谈,您现在做哪些工作引导青年诗人创作?接下来还会做哪些事助力中国新诗发展?
       乔延凤:我一直关注着中国新诗发展中出现的新动向.关注着中国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这是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
       青海回族青年女诗人马文秀的长诗《老街口》即将出版,这篇长诗开辟了中国现代诗的新境界:使现代诗从表现狭隘的个人小圈子走出来,去表达重大的历史、现实题材。《老街口》的尝试,具有现实意义,为此,我写了《现代长诗的新收获》一文,向中国诗坛推荐。   
        还有一位藏族诗人索南才旦,他的诗歌创作富于民族、地域色彩,把藏民族的原生态歌舞融入到自己现代诗的创作之中,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对中国新诗走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的方向,同样具有现实意义。为此,我写了《索南才旦的诗歌及其当代意义》一文,予以推荐。
       这些都是从中国新诗发展的全局上动态把握的。
       2019年10月,第十九届(唐山)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召开,大会向全球华文诗人郑重发出倡议:坚持正确的创作导向,与人民大众息息相关,血肉相连;坚持走中国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的道路;坚持新诗的本质特点。追求诗的音乐美,诗的语言美,诗的意境美,诗的哲理美,诗的形象美,反对诗语的口水化,口号化,庸俗化;还有关于诗歌评论、诗人自律等内容,《倡议书》的初稿由我起草,并与另一位诗人共同修订形成,交由大会充分讨论,形成统一意见,作为大会正式文件向华文诗歌界发出的。
       为推动中国新诗新诗体建设,我主持了两个诗歌平台的点评栏目:乌篷船《实力诗人周刊》、溪云斋《每月专栏》,都是从具体作品点评,讲现代诗写作,为中国新诗形式探讨形成共识、为中国新诗的未来做铺路加砖的工作。
       在微信公众号里,我还专门开了一个栏目叫“缪斯回音壁”,将一些已被广泛传播的理论、诗章,作进一步的推广。
       我始终认为,引导诗歌创作,千万不能把诗歌爱好者引导到不正确的道路上去。只要我们的诗歌创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新诗就一定会有光辉灿烂的前景。
       总之,我会继续在诗歌的道路上不懈努力,把自己作为诗友当中的一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共同为中国新诗的未来、为中国新诗的繁荣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临专访结束,我请乔老朗诵一首诗,他沉吟了一下,慢慢从凳子上站起来,对着镜头开始声情并茂地读起了《秋天到了》:“秋天到了,鸟和谷粒……”
       此时,恰好正午12点,远处传来了准点报时声,时间的音符被这报时声拉得深长而悠远。
责任编辑: 马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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