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树宏/我与“文人官员”

作者:丘树宏 | 来源:中国诗歌学会 | 2006-06-06 | 阅读: 次    

  导读:记得2004年初,《羊城晚报》“花地”会同广东省作家协会曾在珠海举办过一次小型的文化沙龙,主题是讨论为政与为文的关系,参加者有包括时任广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秘书长、现任羊城晚报总编辑张宇航等在内的近10个既是“官员

记得2004年初,《羊城晚报》“花地”会同广东省作家协会曾在珠海举办过一次小型的文化沙龙,主题是讨论为政与为文的关系,参加者有包括时任广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秘书长、现任羊城晚报总编辑张宇航等在内的近10个既是“官员”又是文人的朋友。后来,“花地”根据大家的发言出了一期《一半是官员,一半是文人》的专版,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没有想到的是,我竟然也幸运地在这次沙龙的邀请之列,也就是说,本人竟然也成为了“文人官员”中的一员了。开头自己还诚惶诚恐的,后来不知怎样就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这个称呼。客观地说,自己是一个地级市的市委常委,大小都是一个行政官员,又喜欢写一些东西,出了几本书,还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当然也算是一个文人。何况,“文人官员”完全是一种中性的说法,既无褒义,也无贬义,没有什么好顾虑的。有了这种想法后,心里也就坦然多了。

这为文的事情,其实并不是一份美差。说是“差”,其实也是说不过去的,因为自懂事起,除了老师布置的作文外,从来都没有谁强迫过自己要写什么东西。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自己心甘情愿地“自投罗网”,而且一直乐此不疲呢?无非有四:懂事后受了父亲的影响,上学后受了书本的影响,“文革”后受了出身的影响,工作后受了责任的影响。

回想三十年前,年轻气盛,见识短浅,写了、发了几篇东西,就以为自己了不起,曾狂妄地说过“春华正茂求佳卷,年衰亦望卷成章”。但近几年来,却越写越觉得自己的水平实在不怎么样,比自己水平高的人多的是呢。怪不得妻子说我好象越来越近乎“知天命”了。对自己的评价,我一直还是比较客观的,既不会让人吹得飘飘然,以为自己真的水平很高,也不会被一些反面意见吓得戚戚然,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我给自己的作品的总体评价是,并非“上品”―-其实也有极少数上品,也决非“下品”―-其实也有极少数下品,大多数中不溜秋而已。然而自以为有两点还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一是长期以来的坚持不懈,二是这些东西确实都是自己的“干货”。说实话,这两点连我自己也为自己感动呢。

平时,有不少人知道自己能写一点东西后,总会说几句“佩服、佩服”之类的话,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心话。这个时候我也总会调侃地说,以前读书太少,现在还要继续学习,还要继续交作业。实际上也是这样。我1964年读小学,1966年“文革”就开始了,小学只正正式式读了三年。中学四年中,好不容易“教育回潮”读了两年,又因为政治运动冲击而成天搞劳动去了。恢复高考后,通过自学考上了大学后倒是认认真真读了三年,但读的也是刚从中专改为大专的师范专科学校,质量如何可想而知。许多东西,都是大学毕业后自己逼着自己学的。

我写的东西比较杂,文学创作以诗歌为主,也写了少量的小说、散文、杂文、评论。从1984年调连平县委办公室开始,尤其是1998年初调珠海市委办公室后,就对社科和经济类的研究与写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一直到1995年在珠海市体改委任职、1999年担任珠海市香洲区委书记,无论是诗歌,还是社科、经济文体的写作,都进入了一个高潮。曾经有不少人觉得这里面有两个矛盾,一是时间上怎样调整自己,二是几种完全不同的文体如何融合。在我看来,时间问题很简单,只要你真的把写作当作自己的一种志趣,再忙也会挤得出时间来的。这与一个人喜欢钓鱼、打乒乓,或者是喜欢摄影、写字画画并无二致。我的写作,就几乎全用的是业余时间和休息时间。前几年做区委书记的时候,工作可真是够繁忙够辛苦的,但我还是坚持结合工作实际写了十几万字,还出了一本诗集呢。至于文体问题,其实也并不复杂:无论是文学,还是社科,或是经济,就其之“质”而言,说到底还不同样是一种文化吗?可见他们都是彼此相通的。

这里想交代一下自己从政从文的一些因由。记得1984年做中学教师的时候,我一时心血来潮,写了一封信给刚上任的县委书记,信中附了自己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文学作品,要求调到县文化馆去搞创作。当时是由一个朋友用自行车带着去拜见这位还没有谋过面的书记,唯一的见面礼――一只西瓜还是那位朋友掏钱买的呢。没想到见面后书记却让我去县委办公室工作,更没想到从此就走上了从政的道路。其实到目前为止,自己都从没有刻意去求官,之所以能走到今天,除了一直坚持老老实实做人、全心全意做事之外,更重要的是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单位,自己都碰到了许多很好的领导、很好的同事、很好的朋友,这确实是自己的运气!至于从文,应该说还是比较“刻意”的。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有了做一个文学家的梦想,也开始涂鸦一些东西,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的变迁,文学创作逐步演变成了自己一种重要的业余爱好。而今,虽然没有当成专业的作家,但经过三十多年的坚持不懈,辛勤的耕耘还是获得了相应的回报――毕竟从2001年开始就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名会员了嘛。经济论文和社科论文的写作,却是自己所从事的行政工作的一种衍生物。我做人、做事的一个原则是,做一行,就要爱一行、尽可能地精一行,这就逼着自己要去学习、去钻研。也就是这样,逐步形成了喜欢琢磨并把所琢磨的东西写出来、并且还喜欢发表出来的习惯―-还可以一举两得赚一点儿稿费呢。但是因为自己并不是这些方面的专业出身,又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写出来的东西当然不可能是很高深的理论文章。然而,由于紧密结合了自己的工作实际,就操作层面来说,对自己的工作实践,对同事们的工作实践,应该说还是有而且客观上也是已经产生了相当裨益的。其中有一些文章对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工作研究和实践,也同样发挥了一定的参考价值,甚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写作本来是一件很私人化的事情,它跟人们所有的各种业余爱好其实是一样的。作家大多都是“单干户”、“个体户”,如果他的写作不涉及到现实中具体的人和事的话,就基本上跟任何人都毫无关系。然而在目前的中国政界,对于一位“行政官员”来说,写作不仅是一份苦差事,而且还很容易让人误解,给人评头品足,甚至可能有一定的风险。我自己也不时地会感觉到一种看不见的压力和一种说不出的氛围。比如有人说你是不务正业了、“搏出位”了、“捞过界”了;最多的是说你适合去做宣传部长啦、应该去当文化局长啦――这种说法跟一个人业余爱好运动、喜欢打球就说让他去做运动员,跟一个人擅长唱歌、喜欢听音乐就说让他去当演员一样的滑稽可笑。其实,宣传文化工作并不比其他工作好做,从一定意义上讲甚至要求还更高呢。近几年来,也曾经有过一些人善意地提醒过我少点儿写东西为好――心里深知这是他们一份坦荡而真诚的关爱。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大多都是我最尊重的长辈和朋友。但是,我却无论怎么样都改不了,其实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改变这种上了瘾、着了魔似的爱好和志趣。在我看来,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官文一体的,并一直以文人从政、官员做文为美谈,很多时候,能否做到官文融合还成为一种约定熟成的对官员的评价标准。而今,最早由中国推行的文官制度,早已被英国、新加坡等国家学习借鉴并加以改造而运用得出神入化,更已经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社会管治国家的共同的制度和价值取向。为什么这种本来就不是问题的事情,在我们国家反倒成了一个解不开结的问题了呢?为什么这些年反倒出现了对官员从文的那种不正常、不健康的氛围了呢?真是咄咄怪事,真是可悲可叹!今天,应该是到了我们好好检讨反思、尽快拨乱反正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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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周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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