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评论家杨青云评罗唐生长诗《闽江》系列之:闽江流域的宿命书写

作者:杨青云 | 来源:中诗网 | 2019-10-25 | 阅读: 次    

  导读:杨青雲:笔名三道快枪。河南邓州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2014年因主持的范曾研究项目被北京市有关单位评为优秀人才。著有《二月河评传》《范曾论》《范曾新传》《杨克新论》《贾平凹美术论论》《王阔海新汉画初探》和《樱花结》长篇小说等。现为范曾研究会会长、北京林森研究会会长。

  “宿命”作为与生命最贴近存在的现象及其意义指向与超越精神还乡的归途,造成人类内心深处自然建构生存状态的敏锐感知,将自己的心灵图像投射在作家诗人关注的焦点上,从而对宿命书写的物或人也成为文学永恒的母题。就中国当代诗人而言,杨克的早期作品以隐喻石榴的书写直接还原人性宿命的温暖质地,而郑小琼总以女性的柔情包容去感知打工生活的艰辛与无奈。秦志怀诗歌除了如浮萍一样没有归宿,也没有乡愁的豁口“穿越寂寞”,人生拷问已经渗进他的血液,成了他生命中的永远牵念。我在论述诗人杨启刚现象时,诗人的诗学奥义是以鲜明整体性叙事的宏大意识,解构了一种深层“后乡土视觉”辐射的根性特征——独属于某一民族的精神气质只属于乡土诗人,他造就的诗学奥义,是他们在精神上为最直接的受益者,他们从中受到启迪的力量,高高举起了“乡土文学”的大旗。我不知一次在公开的诗人活动中推荐高世现的《酒魂》长诗,他是中国当代诗人发展最好的优秀奇才。我写高世现的长篇诗论《中国新史诗写作的最后一个诗人》阐述了诗人在中国酒诗文化中刷新了一个新史诗写作的最后一个诗人。也可以说他对人类精神丧失修复的“生命漏洞”,延展了从一首写酒的长诗《酒魂》开始,诞生了以“我的醉态”深入国家的小肠、历史的大肠。诗人用酒后吐真言的李白身份“吐”出了一个酒神或酒仙所彰显的“鸿门宴” 史诗。
  要从本质上梳理中国当代的优秀诗人,罗唐生诗人大家一定很熟悉,诗人写抗战领袖林森的《问北京组诗》,让我第一次看到便瞪大了眼睛,那种惊奇的震撼人心,让我多少天兴奋不安。也许这是罗唐生宿命中与他的乡贤,原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有缘。还有罗唐生撰写的《林森公新考》、《再说林森》,以及《林森公与闵南文化的乡土情结》等。那么,这次三道快枪(杨青云)的枪口为何对准了罗唐生?
  这也许是物竞天择的进化加上这个广袤肥沃地区导致这一必然结果——20万字的《闽江》长诗足以掀起闽海巨浪的涛声,还在我的耳旁轰响……闽江流域的宿命也就自然转化为华夏族宿命的英勇征服。自闽江流域有人类生存以来,被外来强者征服的强烈诱惑——再到自然灾害赋予的征服与被“征服”……加上这片土地主人进化——退化——又进化,或腐朽没落,或繁华富贵,最后汇入了华夏族的滚滚洪流……
  评论界对于“《闽江》长诗”写作风格进行诸如“零度情感介入20世纪中国诗歌文本中的江河意象,其深沉文化意蕴归根到底是探索生命与人性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出路与人类的前景等宏大叙事”等评判时,罗唐生却在创作中褪去过去诗化简单再现的外衣,以一种疏离文坛主流话语的入世姿态潜入社会各个阶层的深处,对于新写实诗歌的写作风格进行捕捉与再现人性的内质。由此,罗唐生《闽江》长诗是有意突破了新时期以来诗坛上“伤痕乡愁”的创作模式,而是在表现对象与表达方式上给读者呈现一幅幅人性纠缠下多种多样审美形态和丰富的文化意蕴,越来越成为一种有意味的河流标志性文化。生命漂泊感与精神家园的皈依也是现当代诗歌河流意象所传达最根本的文化意蕴,这种河流文化主要是在动荡时世中的漂泊感与建构精神家园的迫切感,是作者把他们有机融汇抵达一种生命图景与命运轨迹。 而具体到这样的命运轨迹,或叫“闽江”宿命的书写,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审美答案。不同诗人有不同的答案,他们表达不同的文化诉求与文化意蕴,在不同程度上展示诗性的文化江河,何以渐渐流远?……生命与人生宿命的答案,也在“闽江流域”中已经成为走出危机与困惑的途径之种种追寻中。
  本文以江河文化审美意象为批评观照,在具体作品具体分析基础上探讨《闽江》长诗江河意象多重文化意蕴建构的社会与文化转型内外关联,探讨不同阶段诗人作品江河内涵及其最终归结到对人性揭示的地域特色之人物群体:鲁迅、徐志摩……就人格特质而言,这些人与物相互对抗的隐忍与征服对当下生活采取认同姿态,并通过对自身角色意识的强化来抑制超越的冲动,这在诗歌主体的本质上是个人与生活妥协的产物,包含着长期压抑形成被动承受的宿命转换。有意思的是诗人罗唐生有意避开了自己不太擅长的宏大历史叙述,而采取了边缘化的叙事策略,使大多数生活在社会底层,身份卑微、命运坎坷的社会弱者被凸现在一种生活和精神上被双重边缘的境地。
  罗唐生通过《闽江》长诗书写的边缘性群体和他们的无奈与隐忍,流淌在心中的江河始终围绕着一个宏大主体——深厚的人文关怀,凝聚了厚重的人性思考和历史反思,也展示了某种与主流审美相疏离的“闵江文化”——五味杂陈,却又都隐忍着、怀念着。这大概就是对逝去“一种飞翔姿势”最好的注释,也是最诗意的注释。因为在我看来,“金绕山与巨石沟为将溪之阳飞翔的两翼”,虽然它“飞翔的两翼”“在时光深处舔着伤口”,那便是诗人带给我们最直接惨烈的悲壮“诗意”。“闽江”征服了我们,我们同化了“闽江文化”的高贵与伟大……
  《闽江》长诗的历史书写为何一“开始”,就带着一种悲壮意味?这惨烈的悲壮意味无限痛苦的打通着历史与未来诸多“黄金做成的金溪水,两岸始终青山如黛 / 汇入建溪,与富屯溪、沙溪倒映成天空的三只孤雁 / 被闽江雄浑宽阔的水域牵手飞翔……”万事万物生存在闽江流域的河床之上,时时制约着人类,也福报着人类,以闽江文化源头的灿烂和博大精深产生了“我的祖先从中原被逐流落到闽西北一带繁衍生息。有诗为证: / 穿过时间遥远的隧道,在唐古瓷窑遗址伫足,我依稀看见 / 曾经漫游星光的野性之血,色泽斑斓的鸟,太阳的碎片 / 以及火中抱紧的灵魂,都落在古瓷的掌心 / 多少个悲欢世纪都过去了,天空依旧是唐朝的天空 / 高山流水依旧映衬出我,我依旧在这片深邃的天空下伫足……”因为诗人的发现,即使“曾经漫游星光的野性之血,色泽斑斓的鸟,太阳的碎片 / 以及火中抱紧的灵魂,都落在古瓷的掌心 。”也难以真正找到足以安顿自己的心灵和当下存在体验的东西,他们隐藏和陶醉于自己的趣味之中,把一切都变成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的“灵魂,都落在古瓷的掌心……”虽说诗人的认识不无偏激之处,但的确击中了通向传统价值形态审美的“野性之血”,而是返回粗粝的大地、河流、村庄,以及人类生存和生命庞大根系的“五百年后当生大贤,陨星之兆的传说至今还在流行 / 十岁时我轻轻拨开时间上的草,生怕它遮盖你的面容 / 史记上的记录已经锈迹斑斑,我们的生命是否因为陨石的 / 消失而消失呢?我抖落时间的灰尘,一次次仰天发问……”
  以屈原《天问》的文化高峰与罗唐生的《闽江》相提并论,屈原是在楚国不得志,无法施展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在无奈之下才发出史诗性的《天问》。而罗唐生诗人咋说从政工作也做到了省里的审计厅部门,他不可谓不得志,也发出“天问”的“一次次仰天发问?”从这个意义上说,罗唐生的《闽江》长诗虽不能与屈原的《天问》来比较,可我们在《闽江》长诗中确实感受到诗人宿命书写的“忧伤”:还有九仙人在九仙山炼丹过?我才不信,海拔虽高,却高不过我头顶 / 九岁那年,我跟着民师进山,直到天黑,饥肠辘辘的我才爬到山顶 / 感觉空空的我,空在虚无之中,想飞 / 我仿佛烧香坛和屏风峡缭绕着我的心事,像那只山雀勾起我的欲望 / 让我在黑暗中褪去美丽的羽毛,做一个白色精灵 / 在天际云游,从此不再需要人间烟火……
  诗人何以“从此不再需要人间烟火?”是他宿命中的“白色精灵”在诱惑?还是他确实“感觉空空的我,空在虚无之中,想飞?……”传统诗歌与现代诗的重要歧异在于,前者是流连光景,是即景咏歌的,它关涉人与自然和人与生活的关系;而后者则更以增添了人与自我关系的纠结,是写作中的“我”在观照探询准客体的提炼下无意延展了文本体验的生命意识——或是背后隐藏着一束光明的“佛香”。这更多建立在本体论背景上的极大忍受和怀疑,将之视为诗歌的幻觉所消解,渐渐转化为语间所冲撞产生的超验效果,其文本呈迸射状态从而更多的揭示了一个民族的文明姿态,所幻化交织出神秘的乱象,好似一张硕大无比的网,死死网住了“我的欲望 / 让我在黑暗中褪去美丽的羽毛。”
  这样解读《闽江》长诗“存在依据”的宿命书写,时刻警惕它被技术时代的物质放纵来许诺的期待越大,它宿命书写的“合法阐释”就越发凝聚着“闽江流域”的神秘化越大……
  它既有实体性的“九仙人在九仙山炼丹”,更有文化意向象征性的“海拔虽高,却高不过我头顶……”有一种形而上的“文化乡愁”在寻找灵魂栖居的冲动“雄鹰在空中旋转、鸟瞰,光影叠加/水深绵延不绝,神秘莫测,水怪时时出没……”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说:“大自然以及我们的环境和习惯对象都只是脆弱、短暂的事物。因此,我们应当不仅不要去污染和削弱那共享的短暂性愉悦,我们应当以最热情的理解来抓住这些事物表象的变形,使它们因为我们的任务:以如此痛苦、如此热情的方式把这个脆弱而短暂的大地铭刻在我们心中,使得它们的本质再次在我们身上升起阳光与雨露。”这里的关键词,“脆弱”与“热情”似乎是构成了人性矛盾的“短暂性愉悦。”那又相比较《闽江》长诗“存在依据”的宿命话题上来说,人性矛盾的表象无论是新感性抒情体验,或是找到最终可靠的价值安慰,它们的隐喻背后都深藏着鲜明隆起的超验所指,具体到《闽江》长诗宿命书写的“闽江流域是闽越族人的世居地 / 公元1941年我的祖母顺着闽江之水逆流而上,直至寻到草垛和食粮”。重要的不是他能归于何种宏观的书写,而是他在这一类属中个性价值的抒情向度发生的渊源,均使其成为同类诗歌中真正的翘楚。而《闽江》长诗的文本对于作者而言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他与日常的诗歌状态不同,甚至仅仅是阅读一个“闽江流域”巨大的磁场,由诗人所带来闽江文化语境中的明澈与幽暗之神恩普照,彼此纠结的意象置换,使它们截然区别于那些简单的江河文化,获得了更纵深的大诗背景,是它的史诗性抒情,不仅仅在于体制宏大,还在于它更多体现了诗人对终极“记忆的乡村,还要面对着这种美丽的陷阱……”它有力的体现在诗人纷杂丰富的诗学宗教,以道德升华来简化诗歌蕴涵的宿命归旨,都同时饱涵着巨大心理暗示的情感场域:出现乡村生活的某些意象,是通过诗人本身的主体性来呈现某种精神愉悦的巨大隐喻:远去的、被遗弃的乡村,意味着现代社会中人们精神上被放逐的饥饿感,无疑在《闽江》长诗呈现出自省、惭愧、痛苦的神秘质问,促使其成为同类诗歌中真正的翘楚,我们无须怀疑……
责任编辑: 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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