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延凤:《情人节后的九十九朵玫瑰》文本的现实意义

作者:乔延凤 | 来源:中诗网 | 2018-06-11 | 阅读: 次    

  导读:    黎阳的爱情长诗,《情人节后的九十九朵玫瑰》,从其文字本身来说,并无特别之处,意象、宗旨、立意,均显得平常普通。但若有心仔细阅读并揣摩,能够从这首长诗里感受到与众不同的音乐美感。这不是一首平庸的爱情长诗,这实际上是一首具有古典风格的爱情民歌。它具有鲜明的音律节奏,以及优美婉转的声韵。

        读了黎阳新出版的诗集——《情人节后的九十九朵玫瑰》,被他和西雅这段平民的爱情深深打动了。
        这段爱情历程,作者运用诗歌的形式,唱给自己,唱给西雅,也唱给了前行中的中国新诗。
        这首长诗写成于10年之前,这次出版,证明这首长诗,经历住了时间的检验,显示出了它的生命力和存在的价值。
        连《引子》在内,这首由十节短诗组成的长诗,将他们在这个变化着的、动荡不定的社会里,艰难地工作、生活的经历,他们爱情中的艰辛、持久、执着、珍贵都写了出来。
        从中国新诗发展的视角来看,这部诗集对中国新诗的不断前进,具有探索、实践的意义;这也是它引起我重视的主要原因之一。
        今年适逢中国新诗百年,中国新诗已到了应该认真总结,以创造未来辉煌的节点了。
        新诗百年,有它成功的方面,也有它未成功的方面。
        新诗的诗体、新诗应有的规范、对新诗的科学的共同的认识,都还没有完全形成、确立起来。
        我们离中国新诗的成熟、辉煌,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不断地探索前进,是我们这代诗歌爱好者、追寻者应尽的义务。
        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多做些实际的、建设性的事,多做些对新诗发展有益的有用的基础性工作。
        黎阳是一位执着的诗歌追寻者,他正在用自己的诗歌实践,做着这方面的工作。这首长诗创作的成功,就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收录入这部诗集的,有黎阳这部情诗的赠与对象——爱人西雅的两篇文字,西雅对他们之间的爱情和这部诗集,说出了自己的朴素而真切的看法。
        她说:
        黎阳的爱情长诗,《情人节后的九十九朵玫瑰》,从其文字本身来说,并无特别之处,意象、宗旨、立意,均显得平常普通。但若有心仔细阅读并揣摩,能够从这首长诗里感受到与众不同的音乐美感。这不是一首平庸的爱情长诗,这实际上是一首具有古典风格的爱情民歌。它具有鲜明的音律节奏,以及优美婉转的声韵。
        她说:
        黎阳本身是学声乐出身的,这样的诗人,或许比一般的诗人,更能领悟音律和节奏对于诗歌的影响。让诗歌回到滥觞,回到音乐的怀抱,回归声音的疆域,这也许是诗人黎阳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创作这部爱情长诗隐含的目的。只有真正地沉下心来阅读这部诗歌的人,才能聆听到这朵玫瑰的天籁之声。
        她分析道:
       《情人节后的九十九朵玫瑰》共有99首诗歌加上一首引子,实际是100首。在这100首中,有47首采用了二段式,这正是这部诗歌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节奏,亦是最稳定的节奏,整体上使得这部长诗的音乐性显得比较简洁、明快、轻盈。另有34首采用了四段式,15首采用了两段式,这种稍长或稍短的变奏,使得这部长诗的音乐富于变化,时而舒缓悠扬,时而铿锵有力、具有流水的音质。
西雅是很懂诗歌的。
        作为一位已经日趋成熟的诗人,黎阳在诗歌艺术上,是有追求的,有自己的诗歌理想,他希望自己的诗歌创作、文本,能够为中国新诗的前行,做实实在在的铺路工作。
我想,这种探索、尝试,本身就使得这部诗集具有了不一般的意义。
        诗歌艺术,不单是音乐性要回到中国诗歌的源头,而且在诗歌的表达上,也要回到中国诗歌的源头,要真正用诗歌的表达方式来写作诗歌。
        诗歌的表达方式与散文并不一样,散文是表意的,诗歌是表达情感的,散文是线性表达,诗歌则采用回环往复、一咏三叹的形式表达。这看看《关雎》、《蒹葭》、《芣苢》、《伐檀》、《硕人》、《悲回风》、《国殇》 ……,和今天的《十送红军》便明白了。
        诗歌本来是属于大众的,后来逐渐变成了文人创作,只有民歌、今天歌曲的歌词,还一直保持着诗歌这一表达传统,而且一直为广大民众所喜爱、所普遍地接受,广泛地流传。
        现在许多诗人都希望读到新诗的经典作品,“新诗经”“新诗十九首”“新诗三百首”等等繁多的名目出现,就是这种愿望的体现。其实,真正的经典,是在流传之中形成,渐渐显现出来的,要被民         众所认可,并被人民世代相传,并非自己封的、刻意包装出来的。根本都不能流传,还谈什么经典?
        黎阳这首长诗的表达,同样运用了《诗经》、《楚辞》以来的诗歌表达形式:回环往复,一咏三叹。诗中反复出现的玫瑰,“亲爱的”,“我”、“我们”,增强了回环往复的意味、一咏三叹的效果。
        诗歌表达,在用词上、意象上,还要力求高度概括和凝练。
        在这部诗集中,这方面做得也较好。
        开篇的《引子》,就是高度概括的,这个《引子》,既是全诗的起音,又是提纲挈领:
 
    情人在路上,被一列客车的尘烟裹走
    一只只慌乱的马蹄
 
    长亭短亭间  一些衣袖
    挥来挥去
 
    我们还是你我的时候
    节日已经走远
 
    只有短短六句,三段,就把这场爱情的时空特征,时代色彩,动荡年代,全概括出来了,把艰辛的爱情,写得举重若轻。
    接下来,第二节:
      西方的诱惑  让我们无法拒绝
      我们向南  最后却要留在西方
      无论极乐或者是炼狱
      我们互相扶持  坚持走下去
 
      阳光从东方升起
      我们的脚步从北方开始
      我们的目光汇合在同一朵玫瑰上
 
      关闭三十年前的门
      开启三十年后的窗子
      一把心锁  一个同心结
      红红的年  我们一起度过岁月的新旧
     
      就像这个情人节 我们没有玫瑰
      玫瑰在我们的心里  不是手上
      幸福在脚下  不是路上
 
         他同样用有标志意义的词语“西方”、“北方”,“玫瑰”、“心里”、“脚上”,“路上”,概括出了他们这段爱情的特征,爱情在不断迁徙、两地奔波、分别、期盼、相聚中度过,这既属于他们个人,又带有这个时代和当今社会的印记。
    第七十二节中黎阳这样写道:
 
      我们坐在海边无法保证玫瑰
      不被风打湿
      那些苦涩的风
      从水面站立起来
 
        最后一句,“从水面上站立起来”,一下子就把海风、海水的形象立体化了、具体化了,用极俭省的笔墨,把我们带到了渤海之滨,看到了这海风海浪。
        诗歌是抒写情感的,情感的表达与意思的表达并不一样。
        中国的诗歌史上,唐诗创造出了诗歌的辉煌。出现了群星闪耀的诗空景象。而随着诗歌逐渐文人化,诗歌也逐渐出现了衰落。文人作诗,喜欢表现自己才华,在语言、掉书袋上做功夫,诗质逐渐被疏远了,这一趋势从盛唐以后的韩愈就开始了,宋诗每况愈下。
        宋词的辉煌,是文人对诗质和诗歌表达的一次反拨和回归,词在表达上,一般采用用上下阙,这即是一种回环往复,又回到诗的表达了;词有调,也是回归音乐的。
       “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三句话说尽了中国许多诗人的通病,这样的诗只能称“押韵文”,更差的,是文匠堆砌典故,卖弄寒酸。
        今天,诗坛上一些通病,同样出现在为表现自己才华上,在语言上做功夫,诗质被疏远了。
        中国新诗从产生起,就存在着一些问题,胡适全部诗歌主张,就是个“作诗如说话”,其实,作文可以如说话,作诗是决不能如说话的。这是个一直延续至今的谬误。
        随着当今社会上一股抬高胡适的风,这一弊端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一些诗歌理论工作者的言论,助长了诗歌脱离正确轨道的倾向,误导了诗歌创作。
        我曾在一张全国性的文艺报刊上,读到一位知名诗评家耸人听闻的说法:他煞有介事,说某一两个诗人有开创性的语言“突破”,会对我们现代汉语产生深远影响。我不知中国有多少人喜欢读他说的这一两个诗人的诗?恐怕与整个使用汉语的人数相比,可忽略不计,怎么会对我们现代汉语产生影响呢?
        语言本身是一种交流工具,是大众使用、大众共同创造的,即使是语言大师,也只能是从民众语言中不断学习、汲取,他们的功绩,在于通过自己的作品,将已形成的大众语言,传播给读者,对民族共同语中的基础方言、标准音的形成,起到普及、传播的作用,只有人民大众的语言,才是富于创造力的,才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语言的活的源头!
        还有一些理论家,只在新异、洋化上做功夫,将语言说成了奇幻的魔方,并不能揭示诗歌的本质问题。只是末流小技。
        谈到中国新诗的发展、前进,我很赞成郑敏先生的见解。
        她说:
        我们的新诗离诗歌本身的历史任务很远,我们听到很多喧嚣声,似乎只与流派的声誉、地位、排行有关,至于生命的价值、伦理观、人类的道路和未来的命运,诗人却很少有时间、有心思去过问。
她还诚心地提出了拯救诗歌的对策:
        一是重新整理几千年的诗歌遗产,使传统成为现代创作和研究的重要资源;二是诗人要回归真实的自我,避免陷入狭隘的流派之争,只顾求新而疏远了诗本身。
        今天,中国新诗到了全面振兴的时候了,我们要为新诗的成熟和辉煌而不懈地努力。
        黎阳所做的工作,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他是一位诗歌执着的追寻者,我后来才知道,他就是三十多年前曾经和我通过书信的黑龙江讷河的诗友王利平。
        讷河当时诗歌风气很浓,我主持《诗歌报》函授时,就有那里好几位函授学员。至今和那里的诗歌爱好者保持着联系。王利平当时他还只有十四、五岁,见到他这次出版的诗集,见到他的姓名,我就又回忆起了那段美好的时光。
       他用的化名,也正是我在《诗歌报》编稿时用的化名。几十年过去了,他如今也已人到中年。回想这段过程,真让我感慨万端。我为有这样一位执着的诗歌追寻者、诗歌道路上的知音而深为感动。
       我想,今天黎阳所做的,正是郑敏先生希望我们所做的事情。
       黎阳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前进,做了实实在在的工作,他的工作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这就是《情人节后的九十九朵玫瑰》作为诗歌文本在中国新诗前进中具有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 马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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